我两次在合作干校学习的回顾
陈锦荣
1951年5月份我从老家温州到扬州大哥处找出路，大哥和大嫂都在苏北日报社当编辑，他们要我抓紧学习，可以报考干校。当时参军或参干是很时尚的事。因为，时值全国解放不久，新中国刚成立，部队需要兵源，地方需要一大批有知识、有文化的干部，所以除参军外，各地都招青年学生，大力举办干部学校。在苏北（当时江苏省尚未成立，分苏南和苏北两个行政公署，1953年才合并建省）就有苏北行政干部学校和苏北合作干部学校。从1950年开始就分批、分期招生。因此，我在大哥和大嫂的帮助下，学习了社会发展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胜利的历史…等等，使我大开眼界，知道了许多新鲜的名词，懂得了一些革命的道理。
1951年8月份，苏北合作干部学校在全区分4个区域进行第二期招生，我是 在扬州地区报考。因为当时全国刚解放，知识分子中大学生是很少的，中学生比较多，更多的是小学生。对革命理论知之都不多，所以在报考干校时，由于我学习到的新知识相对地说比其他人要多些，成绩就好了一些。记得我们那一期全校招了600多人，镇江、扬州地区录取120多名学生，我是第十六名。
1951年9月1 日开学，校址在扬州市羊巷，我们镇扬地区的同学编为第一队，住在校本部；泰州地区同学为第二队；南通地区同学为第三队；徐淮地区同学为第四队。此外，另成立一个学习统计专业的为第五队，而其他四个队都学习会计专业。课程分两门，即政治和会计或统计。上课是上大课，除统计学课人数少一些只有100多人外，其余都是5-6百人，上课前，不住在校本部的同学们，背着一个大板凳从住地步行来，大家挤在一个大会堂里。当时没有扩音机，老师就凭着大嗓门喊，所以大家上课时这么大的会堂是鸦雀无声。但是不管怎么讲，上课的效果是比较差的。有意思的是正式上课前，总是要唱唱歌，也就是各个队都要组成啦啦队，我就是我们第一队的啦啦队队长，指挥全队同学唱歌。当我们先唱完一只歌之后，就向其他兄弟队啦歌了。“第*队来一个！第*队来一个！”这时我们全队同学就跟着喊。如果对方稍慢一点应唱，我们就继续喊：“叫你唱，你就唱，忸忸怩怩像啥样！”就是这样整个大会堂里此起彼伏唱个不仃，热闹非凡，大约有十多分钟时间才正式上课。再回过头来讲，我其实根本就不懂什么指挥唱歌，刚报到第一天队部里领导把大家集中起来，介绍了大队部队长、干事等领导人员之后，大队长发表讲话，向同学们表示欢迎大家参加干校学习，特别强调了同学们到干校学习，是参加了革命，是为建设新中国而工作…，使我们很有新鲜感。每天吃饭之前要排队唱歌，唱的也就是当时社会上流行的革命歌曲，如“团结就是力量”、“东方红”、“志愿军军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等，并要求大家选两个会打拍子的同学指挥。而这时大家相互推让，我看这样推让总不是办法，不知那一根经搭错了，却自告奋勇地上去指挥起来，我就根据歌的调子与节奏上下挥手，算是有模有样的进行指挥，也就被同学们认可了，真是误打误撞稀里糊涂干上了，最后还成为全校参加“十一”国庆节大游行歌泳队的队长。
在干校学习期间，会计专业课学得确实很差，客观上讲上这么多人的大课，效果本来就不很好，再加上我对什么是“会计”非常陌生，为我们上课的老师是上海人，是大学生，还是解放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干部，但他讲的上海话，不大好懂。因此，一个学期下来，我的脑子里仍是一片空白，学期结束后也就糊里糊涂的走上工作岗位。但是在整个干校学习过程中，我感到自已长大了，正式成人了，我可以自食其力养活自已了。在干校时，是包干制每月发四万元（人民币５２年改革后一万元为一元）作零用，还发了一套棉制服（女同学是列宁装）。大家都认为自已是正式干部了，因为，在解放初期身上穿了这套制服就是共产党干部的标志。十月一日天气还不怎么冷，参加国庆节大游行时，为了统一服装，同学们都一律穿这套新发的棉制服。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尽管专业学得不怎么样，但思想上要求进步，对自已要求很严格，当时每个星期六晚上小组都要开一次生活检讨会，大家相互间都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回顾这一周来有什么错误和缺点，先自我作检查，然后大家提意见，人人都要过关，有时为了一点小事情会搞得同学们相互之间脸红脖子粗，就经常会运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等语言来缓和相互间的矛盾。最严厉的是毕业前的一次，审查每人的历史，大家都要毫无保留地将自已的历史、家庭情况（包括家庭成分、家庭所有成员的工作和政治面目）、社会关系（姑亲、表亲）…，都要如实交代。交代不清楚者同学们相互帮助，所谓“相互帮助”实质上就是同学们之间提问题穷追猛打，特别是年龄大一点的同学过这一关就难一些，当时镇江籍一个年龄大的同学是在某所中学上过学的，就会被问到：“这所中学解放前是集体参加三青团的，你没有参加吗？”搞得大家都很紧张。我还算好年龄较小，我把家里有七亩半地的地主成分，和姐姐、哥哥在台湾等社会关系，像竹筒倒豆子似的如实作了交代，也就顺利地过了关。而且还作为要求进步的典型在分配工作前批准我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1953年我参加工作才一年多的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作为调干生被调往北京中央合作干校学习。这所学校是分期分批从全国各地抽调现有在职干部，进行提高业务理论的培训。校长是当时中华全国合作总社主任程子华，副校长刘鸿达，老师都是从中国人民大学请来的教授。我们这一期有近一百多名同学，分甲乙两个班。甲班是原来在工作岗位上业务水平较好的，我被分在甲班学习。为我们班上课的是一位姓郑的教授，他个子不高，上课非常认真，讲授内容生动，理论性很强。这本来是一门很枯燥的课程，给他讲授得很有生气，上课时整个教室鸦雀无声，大家都聚精会神在听课。他讲复式簿记的起源，详细地介绍十三世纪欧洲商业的发展，地中海意大利威尼斯水城繁荣，所引起的借贷业产生，到十四至十五世纪复式记帐的形成，是那么的生动，令我至今难以忘怀。几十年过去了当时课堂的景象和内容至今仍历历在目，而且也成为我在从事会计教学过程中向学生们传授的必讲内容。
在北京学习期间，每逢周末参加学校举办的舞会，我学会了交谊舞。星期假日就游玩北京各个名胜古迹，故宫、颐和园、天坛、天桥、北海公园、中山公园、动物园…等等。有一次去北海公园游泳场游泳，这个池里有一个跳台，我自以为游泳水平还可以，就很木地走上最高的跳台，当走到跳台顶端时，往下面池中一看，心中大为吃惊，跳台究竟有多高我搞不清楚，但两条腿已经开始发抖，这么高怎么办？退回去又不好意思，想想硬着头皮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头就往池里栽下去了。还好没出事，想想真后怕！在北京学习期内，我印象最深的是当年北京人的文明用语。当人们需要他人帮助时，一声声非常好听的北京京腔：“劳驾！劳驾！劳驾！”高声喊着，使人感受到既亲切，又舒适，很乐意地帮上一忙。比如公交车上人很拥挤，请他人让道，就连声喊：“劳驾！劳驾！”人们就会自动让开一条道；又如，我们在打篮球，球被抛出很远，想请远处的人帮忙，球埸上的人就会齐声高喊：“劳驾！劳驾！”这时，远处的人听到叫喊声就会很快地把篮球扔过来。所谓“劳驾”，其意是对对方非常尊敬，有劳你的大驾。这个“驾”，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是敬辞，借指帝王，可见这个词，对人称呼的尊敬之意。可惜，在文革后的八十年代我再去北京时已听不见了。这是一个非常简单文明用语，它的消失意味着我国古老的传统文明衰退，在优美旋律的五线谱上一个和谐的音符脱落了，真令人遗憾。惜哉！惜哉！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还适逢五一节，我们到天安门参加庆典活动，早晨四点钟左右就起床，身上只准带两个水果和馒头，就步行到天安门，我们从学校西市到天安门大约走了个把小时。天安门前各路队伍陆续进埸，大家要等到十时整庆祝大会才开始，其间同学们就组成啦啦队唱歌。大会正式开始后，天安门城楼上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等，依序入埸。大会开始奏国歌，放礼炮，检阅队伍由东向西前进。我们是站在天安门最前面，待检阅队伍走完后，大家一涌向前站在离天安门最近的地方，并一起欢呼：“毛主席万岁！”这时，毛、刘、周、朱等到国家领导人向城楼东面走来，我们正站在天安门城楼东边下面的金水桥边，仰面高呼万岁。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刘少奇同志当时的头发已经明显地看出来有白发。整个五一节的庆典活动在下午结束，回到学校累得真够呛的。
学期结束时，又要做鉴定，我却遇到了麻烦，那是有一次吃饭时，记不清是什么事同学们不大满意，我们班长说了一句牢骚话：罢饭！而我也跟着说了一句：罢饭。结果这位仁兄却倒过来说我讲了这句话。为此，争了好长时间，还惊动了校里的干事。最后我只得违心地在鉴定上写上这么一句话，现在想想当年的事还真好笑。总之，这次学习对我个人来说是终身受益。
二０一二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