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从教生涯
陈锦荣
我的前半生是从事会计实务工作的，企业、事业和机关都干过。而下半生却在一个偶尔的机遇，改行从事会计教学工作。我没有上过大学，1951年十六岁时，在扬州考上苏北合作干校，学的是会计专业，但由于年龄小，学习过程是稀里糊涂的，实在没有学好。分配工作后，就先做门市部会计（其实就是营业员），后做出纳，再做助理会计。1953年，组织上抽调我到北京中央合作干校学习，对我来讲这实在是太突然了，当时我们单位里的小青年很多，比我条件好的多着呢，大家都在想这件事，自知无论如何也摊不上我。可是，天上掉下一个大馅饼，幸运之神降临在我的头上，我满怀中大奖的喜悦心情踏上北京之旅，因为北京是我国的首都，这是全国人民响往的地方。中央合作干校的校长是程之华，副校长是刘鸿达，来上课的都是人民大学的教授。我们这一期分为甲乙两个班，甲班是原来在工作岗位上能力较强的学员，我有幸被分到甲班。在这里我刻苦学习，认真听课，为我在会计专业知识上打下了基础。
回到工作岗位后，县里有时会举办会计训练班，由于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也就滥竽充数上去讲课，随着讲课次数多了，也就积累了一些讲课的经验。六十年代初，由于中央提出农业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我被调到拖拉机站工作，省农业厅直接抓基层拖拉机站，所以，我经常来南京开会计会议，当时往往是长会短训，也需要人讲课，我也就担任讲课的工作。1964年省农业厅财务处，决定在江宁省财校办一期拖拉机站会计人员训练班，拟定上会计和财务两门课，其中会计课由财校张世瑾老师教，确定由我上财务课。但是财务课没有教材，我在那个暑假就来到财校编写教材，整整一个假期把教材编好，经审稿后正式使用，就这样我在省财校上了一个学期的课，这是我在正规中专校开始上课的经历。
文革后，我们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来，会计工作被重视，会计人员奇缺，各大中专院校都纷纷办起会计专业，而会计专业的师资却特别稀少。1979年上半年，我有一次在菜场不期邂逅原财校徐老师，交谈中得知他受南京市财政局派遣来六合讲课的（我当时早已调至六合一家省属事业单位工作，后又调至汽车修理厂）。他告诉我省财校现在是难以恢复，不过不少学校都在办会计专业，而会计专业老师却缺少，省交通学校的书记坐着车子出去找老师，我给你推荐，不要在这里干会计了。过了几天，这位书记真的找上门来了，约定暑假来商谈调动事宜，可是到了暑假，已过了若干天，不见其踪影，我就主动去浦口交校找他，才知道这位书记已调离交校了。当时省交校本身没有校址，是借农机校的校舍，当我在学校里转悠时，适逢原财校我认识的另一位老师，他听说后说：“你不要找交校了，我现在在农机校当教师，我们农机校也急着找会计专业老师，就到我们这里来吧。”原来，农机校复校后，恢复了原有农机方面三个专业，由于校舍很大，为了能够占领地盘，又恢复了会计专业，一下子招了四个班，计180多学生，上半年已上过会计原理课，下半年工业会计课还未能找到教师，正在着急。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双方商定新学期开始，每周一、二、三上午四节课来学校上两个班的大课，每周四、五、六回原单位工作，此议获得我原单位的领导支持与同意。这时新的问题是没有合适教材，文革期间仃课闹革命已有多时，所以，学校里提供给我的只是两本薄薄的非常简易的《工业会计》小册子，是苏州财校编写的，上下两册只有几万字，但在当时已经相当不错了。我也只得依据这本简易的教材进行备课，好在我从事会计有几十年，对每章节都能结合实际经验作了认真的备课。为了能在正规的课堂上胜任，我又特地去徐老师家求教上课的经验，比如如何写板书，上课的节奏，怎样解答学生的疑问…等等。
开学后，第一个星期的周一我走马上阵，心里却在打鼓，在进课堂前几分钟，一个学生走到我的面前，小声地对我讲：“老师：我的名字，是一个冷辟字，这个字‘耉’，不读考音，是读‘狗’音”。这件事几十年后我仍记忆犹新。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他，至今几十年我们之间既是好师生，又是好朋友。这上第一堂课时，我简要地讲叙了会计的历史和它重要性，着重讲解工业企业的资金运动，并结合自已在单位工作中从原材料购进，到经过工人的生产劳动，到制成成品出售的全过程，使同学们听讲这门课时不感到桔燥无味。第一节下来之后，推荐我的那位老师马上对我讲：“老陈：你成功了！”几天后我遇见一个班的学习委员，他对我讲：“陈老师，你讲课很生动，我们很喜欢，不像有的老师只是对着课本念。”
1979年下半年，我工作两头跑，终于在教学方面得到了校方领导、同事和学生们的认可。1980年上半年，校方决定将我正式调入学校，并上报省农机局办理调动手续，省局人事处看我不是本科生，就找财务处的一位老同志了解，这位同志早就认识我，他说：“这个人我了解，会计业务水平很好，在六十年代就曾设计过一种新的简易会计记帐方法。”最后，农机局同意上报省人事厅调入，至此我正式成为一名从事会计教学的教师。
时值国家经济快速发展，财政部对工业企业的会计工作提出新要求，1981年工业会计制度重新制定，所以，我们在教学方面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编写新的教材成为当务之急。我主动到省财政厅有关部门去收集会计制度方面变化的情况，主动提出编写新教材，受到了省财政厅的支持，并在全省几家财校抽调老师共同合作编写《工业会计》教材，并由我负责牵头，1981年10月份上册定稿，1982年3 月上下册全部定稿，由江苏科技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该书共十章，由我主编，具体编写的有第一、三、四、六、九章和附录，并负责总纂。该书1984年再版，供全省大中专学校教学之用。1985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南京市财政会计学会优秀在果一等奖。
此后，我接受金陵职业大学会计系的邀请，去讲授工业会计课，并为他们重新编写了《工业会计》教材。这本教材十章全部由我一人执笔，体现了财政部1985年颁发的《国营工业企业会计制度》和第二次利改税的精神。并于1986年4月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约50多万字，该书1986年获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特别奖。
1983年，文革后第一次恢复职称评定工作，除了工作业绩外，要考外语，这确是难题。因为外语对大家来说都很陌生，即使是有本科学历的老师来讲，在八十年代之前，那种环境下有谁还敢碰它呢？早就忘记光了。好在考试是采取预先选好一百页外语书，其中抽出几页来翻译，大家就整整利用一个暑假，来准备迎接考试。我选的是日语，因为我在南大听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位教授的学术讲座，他送给南大张老师一本日本《企业会计准则》，我翻阅了一下，全书百分之七、八十是汉字，只有部分是假名，基本上能看得懂。同时，我曾跟电台学过一点日语，五十音图基本上是搞懂的。所以，在那个暑假我选了其中一百页进行翻译，连估带猜地翻译了有十多万字，翻译后我想找行家看一看指导一下，当时也找不到人。最后，考试总算过关了。但我不是科班出身，没有大学文凭这又是一个大问题，幸好我主编的那本书正式出版了，讲师的职称总算评上了。
1985年学校体制上有了变动，南京农业大学接管南京农机校，成立南农大下属农业工程学院，但仍保留南京农机校这块牌子，对内称中专部。在我们学科基础上筹建乡镇企管理系，我也是系筹建组成员之一。学生不仅仅是原来的中专生，开始有大专生，同时，校内培训部接受中央农业部的培训任务，定期举办全国性各种培训班，会计专业任务也很多。因此，我们除了正常的大中专学生教学任务外，还要接受各种不同的训练班教学任务。
1987年第二次职称评审工作开始，在这个时候，省财政厅抽我参加《会计专业职务考试必读》一书编写工作，该书分上下两册，是作为全省会计人员职称考试的主要教材，我负责编写《工业会计》和《预算会计》两大部分，计约25万字。在这一阶段，我还在《财政与会计》杂志上发表“浅谈全面成本管理”的文章，对成本管理在整个企业管理中作用，进行了一定深度的探讨。在《财经科学》杂志上发表了“责任三式簿记初探“一文，在《财会审》杂志发表了《责任三式簿记第三度之管见》一文，开始对责任三式簿记课题的研究。这个课题是1982年～1983年度担任美国会计学会会长的日本伊尻教授提出来的，它是对盛行500余年的复式簿记提出挑战。因为世界经济在飞跃发展，并提出为经济发展服务的簿记逻辑地由复式向三式扩展的新观点，这我很赞同。甚至认为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尽管现时做不到这一点，它有一定难度，但若干年之后我相信会实现的。但我对伊尻教授所设想的第三个度，有着不同的看法，并根据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共同特征，是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提出了财富=所有权=经营权（即责任业绩）的公式。这篇文章是对会计基础理论的探讨，颇有一定的份量。由于有上述新成果，当年我被正式评定为高级讲师。只所以被评为高级讲师，是因为我是农机校中专编制的缘故，但由于我们农机校已并入南农大，所在学科也已成立乡镇企业管理系，所以，校方又聘我为副教授之职称，会计教研室副主任。直至调到江苏财专后正式转为副教授。
自筹建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乡镇企业系后，我们与农业部农机管理局之间有关培训事宜日益增多，同时，与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也发生教学工作上联系，1988年～1989年间，他们要我录制两部教学录像片，一部是《预算会计》，另一部是《农机化服务站会计》。我负责主编《预算会计》教材，其中我执笔1、2、3、4、5、6、7、10、11等章节，由农业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26多万字，我写约12．5万字，并录像四十讲，每讲四十分钟；同时，我还负责主编《农机化服务站会计》教材，该书29万多字，我负责编写1、2、3、8、10、11、12等章节，计14万字左右，由中国财经出版社出版，也录有六十讲教学录像片。这两部教学录像片其中有一部原打算在央视教育台播放，后来改为全部由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分发给各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自行组织播放。期间还受农业部农机化司委托，主持设计和制定《农机化服务站会计制度》和《农机化服务站财务管理办法》。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江苏省多次酝酿恢复或新建财经院校，1980年财政部曾下达文件要原江宁省财校复校并成立财经学院，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办成。后来教育部又下文指定办江苏会计高等专科学校，1986年省财政厅选定在镇江桥头原句容农校校址基础上建校，与原省财校无关。当时就要调我去，但南农大不放，一直拖到1988年，会计专科学校急待正式向上报批时，财政厅人事处领导带了两位同志来与农业工程学院商议我的调动一事，双方商谈结果，校方要求以两个会计专业本科生，一个会计专业研究生来交换，并要我把手中两部录像片任务完成后才能离任。因此，直到1989年下学期才到省财政厅报到（此时，已更名江苏财经高等专科学校）。在我去省厅转办调动手续时，人事处的领导对我讲，要我到学校去要担任一定行政工作才行，当时谈话好像作为条件似的，说实在话我是一辈子没当过什么官，我特别怕有一个行政职务在身，会影响我对专业的钻研，一心只想做一点学问。因而，再三推辞，并托人帮助说辞。最后，总算推掉了事。我到校报到后在会计系只担任教研室主任。后又要我担任系副主任。
1990年财政部开展全国第一次会计知识大赛，省财政厅指定我参加评委工作，为全省大赛进行命题，具体负责《会计原理》和《工业会计》两大部分，计命题约800余题。由于 省、市、县各级都要进行比赛，然后逐级选拔选手。我是全省总教练，又是全省比赛时的总栽判，最后，还作为江苏省代表团的教练身份进京参赛，荣获团体第四名。
在此期间，我又进一步地精心钻研“责任三式簿记”课题，并请教了中国人民大学阎达五教授。他对我的立论表示赞同与欣赏，并建议在原有文稿基础上充实内容，加深立论，形成专著，公开出版。在我完成文稿正式出版时，阎教授还为该书作了序，在序言中对该书有较高的评价：“…陈教授对他的论点作了历史的、现实的、理论的、逻辑的分析，更为可贵的是还对这种记帐方式如何具体运用于实际，用很多篇幅作了论证。我认为陈君的这本著作构思良苦，见解深沉，立论扎实，分析清晰，有可读性、可用性、也很有说服力，如能够通过实践验证再加以补充完善，很有可能在记帐方法发展史上创造出一条新的途径。”
1991年江苏省会计学会下属会计教学研究会成立，我参与具体筹办工作，并担任秘书长（后任副会长兼秘书长）一职。参加这个研究会有我们江苏省四十多所大中专院校，包括南大、南农大、东南大、矿大、扬大、苏大财院、南京经济学院、南京审计学院、南京理工大、江苏财专、江苏经干院、金陵职大、江苏商干院、无锡税校、淮阴财校、连云港财校、徐州财校……。每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与会者相互交流会计教学工作经验与心得，还提交会计教学方面的论文，并进行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从而对全省会计教学工作，起到一定提升作用。
1991年是我的不幸之年，当年六月一日我去西康路省委印刷厂看印刷“责任三式簿记”一书的情况，骑自行车不慎摔倒，结果左边胯骨股骨颈骨折，经治疗仍卧床不起。事值学校要进行教师职称的评定工作，校方要我把申报的最新学术成果交学校，请校外专家审评。我当时交了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责任三式簿记”专著一书，由财经出版社出版的“农机化服务站会计”一书，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预算会计”一书，这三本书被学校分别被寄到上海财大、中南财大和西南财大评审。此时我听到省教育厅这次分给我们学校正教授只有一个名额，而学校里有一位领导也正在升报，由于他的年龄已六十，也只有今年一次机会，所以，我就主动向学校职称办写了报告，说明如果只有一个名额，影响他报我今年就不报，不影响他报就一起报。这样一来当年我就未上报，待第二年再报。后来，我听说三个外地财大的专家评审意见回来后，评价很好，都同意推荐。学校教务处的一位老师对我讲，是我们学校发出去请外校评审的几份材料中，反馈的意见最好的一份。到了第二年，江苏省财政厅下达给我们学校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一个名额，学校组织评委进行评选，我由于还在家休养，并没有参加评委，评选结果学校告知我被评上了，七个评委投我的有六票。当年接着我又申报教授职称，出乎我意料之外，在学校评审就未能通过，究其理由：一是无规定学历；二是副教授任职年限不够；三是教学工作量不够。其实当年并无明文规定学历，且我的副教授是1987 年南京农业大学先评为高级讲师，当年又正式聘任我副教授，根本不存在任职年限不够的问题，而我虽由于受伤不能正常上课，但我一直研究会计方面新课题，当时会计学科正面临着大改革之际，我有时还到学校给同学们作专题讲座。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如此结果？我百思而不得其解，1991年我主动不与他人相争，按常理说不应如此对待。一位中年教师亳不客气的告诉我，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是根本原因，所以，把你的申报材料全部送到外地评审也是这个因素。这件事一直到我1996年退休前几年，年年申报都被阻流产。最后，教务处把我申报的全部材料都退给了我，包括外地学校专家的评审意见。现我把这三位教授的评语最后结论意见分别摘录如下：上海财大石人瑾教授评语：“从这些著作来看，作者有较好的理论水平，又有实际知识，并具有一定的科研水平，从这一点讲符合评为教授条件，特此推荐。”西南财大毛伯林教授的评语：“以上三项成果无抄袭剽窃行为，所提出的见解、理论、概念、方法正确。个别问题可进一步研讨。总的说来，陈锦荣同志已具备晋升教授的条件，建议评聘为教授。”中南财大边恭甫教授的评语，是对三本书分别作评审的：一对《责任三式簿记》“论点合乎逻辑，分析有理有据，构思新颖，很有说服力，虽有待从实践中进一步验证，但在发展和丰富会计理论内涵，拓宽会计理论领域方面有独到见解，具有不落恒蹊的学术水平；二对《预算会计》“本书全面论述了预算会计的基本理论，行政事业单位预算会计的理论与实务，……文字简明易懂，举例合乎实际，符合农业系统会计人员岗位培训用中专水平教材的要求；三对《农机服务站会计》“本书既阐述的会计核算的一般原理，又对农机化服务站这一特殊性会计实体的核算内容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文字简明易懂，实用性较强……，本书对促进农机化服务事业财务工作的改善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我看了我国会计学界一流教授的评语，还收到 了财政部专家陈锡祜同志的来信表示赞同与鼓励，心中异常兴奋与慰藉，能够得到我国众多会计学界权威人士客观的公正认可，自已也就很满足了。
1991年我与邹虎辰、王明远两同志，三人按照新的工业会计制度的精神，共同主编《工业企业会计学》一书，计52万字，在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1992年我国会计模式在转轨，这是会计界的一件大事，因为新中国成立后是实行计划经济，会计的方程式是：资金占用=资金来源。这个方程式随着我国经济性质转型为市场经济，已不适应了。因此，我撰写了《企业会计准则精解》小册子，计约十万字左右，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小册子发行后，在当时社会上影响颇大，对在职财会人员学习和把握《企业会计准则》和各行业会计制度精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同年，为适应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我和杨炤明同志主编《股份制企业会计》一书，约为23万字，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在这年暑假期间，我接受省教委关于自学考试的《工业会计》试题库编写任务，计完成300余题。
1993年为了适应我省大中专院校对会计专业教学需要，当时会计教学研究会组织了全省各大中专院校约100多位会计专业教师共同参加编写会计专业系列新教材，大专以上层次的有七本教材，中专有两本教材。其中我负责主编总纂《财务会计学》一书，全书约三十万字。此外，我还参与该系列教材《基础会计学》的大纲编写工作。总之，我对这套九本系列教材的整个编写负责协调进度工作作出了努力。这套系列教材，由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作为全省各大中专学校会计专业教学之用。同年，接受财政部教育司关于部属大专层次的新教材统编任务，我具体参加编写《财务会计学》一书，其中6、7、8三章约八万字是我写的，该书由财经出版社出版。
此外，九十年代我先后撰写了二十几篇文章，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如“会计如何适应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试论独立审计准则的独立、客观与公正三原则”、“怎样编制会计合并报表”、|“介绍现金流量表的台帐法”、“试论我国现代会计监督”、“会计师事务所是营利性经济实体”、“转变观念、完善体制，正确认识会计师事务所的地位”……等等；在这个阶段，正值会计模式的转变，我为我省许多厅局所属单位讲授会计改革的新信息，提高在职会计人员的业务知识水平。几年来还多次参加省注册会计师协会对注册会计师业务知识再教育的培训讲课。
1996年我退休后，在我们财专所属的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后任副所长。1999年会计师事所改制，我正式离开学校会计师事务所，在一家港资企业任财务总监，帮助该企业在香港上市，直到2007年古稀之年结束工作生涯。
回顾我后半生的从教经历，尽管为职称之事有所烦恼与不快，但退一步想想，我是一个读书不多，没有上过大学（记得1956年我考过一次大学，没有被录取，什么原因，至今仍是一个迷），能够在大学任教，还获得副教授职称和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应该说是知足了。总的说来，我的前半生是受“唯出身论”所累，但在那个步步惊心的年代还是平平安安地过来了；在后半生的年代里，却受“唯学习论”所影响，但在从教岁月里，还能取得一定成绩。这一辈子真是值了，我在心理上要有一点阿Q精神，深感晚年很幸福！可惜央视没有采访我：“你幸福否？”
二0一二年十一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