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一个人的生命是应当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愧。
天生我材必有用
——谈我的业余生活与写作故事
楼书聪
人的一生，风风雨雨几十年，即使是最平凡的人，也有其自我感觉良好的的一些亮点。早已过了古稀之年的我，每当回忆起某些往事，也会血流加快，通体舒畅，很有一吐为快之感。
我的一生，除了教书育人，就是做文字工作。
无心插柳柳成荫
大约在高三的时候，由于受到语文老师的鼓励，曾经给报社投过稿，但没有成功。1952年我到杭州读书，就给上海《文汇报》“文化广场”副刊投稿，结果一炮命中，且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我充分利用原之江大学的丰富藏书、资料，撰写科普小品，文章发表得多了，编辑要我搞个笔名，以便与实名轮流使用。我取名"洪石"，洪字的“氵”表示“三”，“共”表示廿八，以纪念1953年12月28日首次发表文章，并奠定基础。后来这些发表的小品中，有的被新知识出版社收集成册，以《科学小品》集出版，该社又支付了稿费，那时的稿酬比现在要丰厚且有用，这对一个穷学生来说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我改善了自己的生活，还给我家乡的母亲补贴生活费用。
写到这里，我难忘我的母校。她座落在杭州秦望山麓，钱塘江畔，东邻六和塔，西眺九 溪十八涧。其标志性建筑“经济学錧”的钟楼，在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绿树丛中飘扬着红旗。冯小刚导演的电影《唐山大地震》中女主角就读的“杭州医学院”实景就是我的母校，出镜的操场是二山之间的一个山谷，有足球场、排球场、跑道，越过公路就是钱塘江；父亲漫步的绿草如茵的草坪，位于教学区中心，前面是经济学馆，后面是教学大楼“慎思堂”；父女俩促膝谈心的宿舍是在东斋（或西斋），厚实的木门，红漆的地板。这组镜头虽然很短，但却强烈地勾起了我的回忆，我怀念我的学生时代，我怀念我的母校。2002年，为纪念我们入学50周年，曾回母校团聚，但已经不是全体，有的已先我而去了！我们重走学生时走过的路，回忆学生时有趣的事。怀归，就是看那时的景，忆那时的情。
2006年，原之江大学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科普作家
说来有趣，一次给上海《科学画报》的投稿促成了我第一本科普读物的出版。 孩提时代的我，对周围环境、天气、动植物等等均感兴趣。例如水结冰为什么会把水缸涨破?雪为什么是白的？雪花为什么是六角形的？到了大学里，我就用学到的知识及收集到的资料，写了一篇“冰和雪”的科普作品，寄给《科学画报》社。编辑想用但又觉得文章太长，叫我节删，我舍不得，干脆与同学黄炳荣合作，改写并增幅为小册子，书名《冰和雪》，寄给已有联系的新知识出版社，竟顺利地于1956年3月出版。是年年底，该社计划重印此书，并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信是寄到杭州的，可我已于1956年夏分配到北京中央粮食干校了，等信转到我的手上，已是不平静的1957年了，随着“反右”斗争的升级，重印的事就夭折了。
1957年11月，我和同学炳荣兄合写的《燃烧》小册子由北京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北师大的俞崇智老先生审阅，将审阅人的大名印在版权页上，在以后的书上就见不到了。此书后被人民教育出版社看中，计划编入《中学生文库·化学丛书》，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但在“火的故事“这节内容上与编辑发生了分歧。原因是这节内容里提及了几位外国科学家对火的本质认识的贡献，其中有法国人拉瓦锡。人教社的编辑认为：涉及的许多资产阶级科学家，目前尚无肯定评价，如拉瓦锡已知是极反动的（原文摘录，1965年12月24日来信），因此建议整节删去。对此谬论我给予驳斥，但编辑坚持删掉，我们只好同意。此书于1966年3月出版，这就是那个时代对除前苏联以外的外国科学家的看法，这就是后来称之谓“一边倒”在教育上的反映。 1980年，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成立，我是首批会员。协会经常组织活动，一次在苏州开会，讨论选题，有人提出：科学上的某一发现或发明，往往有许多人同时或先后为之奋斗，正因为这样，在自然科学史上会经常产生发明权或发现先后的争议，这就形成了自然科学史上的一系列悬而未决的悬案。在科学史上，曾经有一些科学家就是为解决某一悬案而走上科学道路，获取得重要成就，建议编写这方面的书，能对青年读者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于是决定编写一本《科学史上的悬案》，计28例，我写了一篇《蔡伦是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一文，事实根据是从1933年到1978年四次考古出土文物中的古纸看，比蔡伦于公元106年向汉和帝刘肇献纸（是年史学家定为纸的诞生年份）的那一年要早200多年。该书于1986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后被香港一出版社用繁体字翻印，并被香港第四届——1989年中文课外书籍推荐组织评选为10本好书之一。（见《出版参考》第35期），此举被我们戏称为墙内开花墙外香。
在即将退休之际，作协请我参加“21世纪启明星科普丛书”的编委，并撰写其中的《绿色家园》一书（1997年河海大学出版社出版）。我在该书前言中写道：自从地球上出现了叶绿素，进行光合作用，大气中便出现了氧气，有了氧气，才出现用氧气呼吸的生物。因此绿色是地球生命之母，也是人类诞生的摇篮。不幸的是，这个绿色的家园正在遭受地球上最聪明的动物——人类的破坏。人类用自己的智慧改造了自然，创造了财富，又用自己的愚昧、无知和自私破坏了自己的家园！我在书中强烈的呼吁：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我们不能吃祖宗饭，造子孙孽，救救地球，刻不容缓。
我和我的同学黄炳荣还对物体的形状感兴趣。例如：电灯泡为什么做成梨形；牙杯为什么底面直径与高相等；同样是锅，铁锅是圆底，沙锅的底是向里凹进去的，而茶壶的底却是波浪形的？经过长期的收集，于1988年写成《物体的形状之奥秘》一书，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内容涉及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转的，生产、生活中使用的，其中最难的是插图的收集和绘制，全书231幅插图，均由曹载萍手绘，所以也是署名作者。我出版的化学书中许多复杂的化学结构式也都是由她制图，对于她和她的工作我深深地怀念。
2010年5月，省科普作家协会在南京中山植物园召开纪念协会成立30周年时，我已是满头白发的老人。
终身之计，莫如树人
1978年恢复高考以后，读书的人多了起来，但书店里的书并不多，于是出版社组织人写书。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了《中学生之友》丛书，其中化学由我和我的同学执笔，分上、中、下三册，其特色是行文流畅，注意综合归纳，指出常见的错误和容易混淆的内容，例题有分析说明，提倡一题多解，并对难记的内容介绍一些记忆方法，供中学生平时学习和高考前系统复习之用，也可作教师参考书。化学于 1981年5月出版，初印99000册，1983年再印80000册，足见其受欢迎程度。
1985年我们又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学生的提高性读物《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和反应》，此书反映平淡。由于我在上述化学教辅书中介绍过一些记忆方法，特受欢迎，由此我和一位同仁写了一本《中学化学记忆法》，1993年由广东科技出版社出版。这里举二个记忆方法例子，以饗读者。化学中的酸碱指示剂的显色现象初学者极易搞错，如石蕊遇碱显蓝色，即可用谐音记忆法记作橄（碱）榄（蓝），一种水果名；遇酸显红色，记作酸果红（一种北方水果名）。又如马克思生于1818年，卒于1883年，一位老师就用一支粉笔，将其掰碎，口中唸道:一掰一掰 （1818），一掰掰散 （1883），老师用动作和谐音让学生牢牢记住马克思的生卒年代。1994年，由省科普作家协会牵头，组织编写与中学教材内容有关的自然科学家的生平事迹、趣闻轶事、科学成就的《中学生科学向导》一书，其目的是扩大中学生的视野，从中受到启迪和激励。该书由当时的省教委副主任周德藩作序、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1994年9月）。书中介绍151位科学家，其中化学家21位，本人编撰17位。现在我想谈其中的一位，即我的老师、中国化学史家、分析化学家王璡教授。王璡在美国作访问研究员的导师是著名分析化学家、物理化学家柯尔蜀夫教授。王璡与江苏有关的经历有：1915年稍后，为东南大学创建理学院及化学系，任化学系主任职。1932年，中国化学会在南京成立时，王璡为临时主席，主持成立大会。
人们只知道识华罗庚的伯乐是熊庆来，而很少有人知道中间还有一位是王璡。1933年，王璡任《科学》杂志的编辑部主任，收到江苏省金坛县一家杂货店当店员的初中毕业生华罗庚一篇初等数学难道解的来稿，王璡不因作者低微而不屑一顾，而是将其转给清华大学数学教授熊庆来，在一、二年间经王璡转送、由熊庆来审阅的数学论文，均一一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由此才使华罗庚得以结识熊庆来，熊庆来才发现了华罗庚，而王璡对华罗庚的热心推荐，却常常被人忽略。
江苏科技出版社根据几所高校的建议，欲出一本《大学生指南》，旨在让大学生在政治、思想、学习、生活、工作上得到一些启迪和帮助，就委托省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编写。主编是南大和东大的老师，我是编委。该书于1992年出版，作者计38人，其中有上海作家叶永烈，我们南京经济学院参加撰写的有庄一雄、詹培民、曹载萍、蒋纾影及笔者。这里我想说一下稿酬分发的难处。编辑将整笔稿费交给编委会，最后落到由我来分配。先是定如何分，经编委会同意后，再祘出每人分多少，然后分送，遇到地址变更，就得多方打听，落实了再寄，说说简单，可干起来实在艰难。所以我很体谅一些做具体工作的同志，像我校离退休处的同志真是不容易！
海内存知己
我也出版过没有稿费的书，那是文革期间的事。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我没有随红卫兵到处串联，也没有搞什么相互批斗，除了不得不参加的一些活动外，我读了一些书，还写了一本《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的稿子，经挚友黄炳荣修改后定稿。那时候，要找一个出版社出书是相当困难的，先要写信联系，要将内容、读者对象、有何特色告诉编辑。我联系了不少出版社，大多是石沉大海，最后才想到了江苏人民出版社（当时江苏只有这家出版社）。信发出不久，居然收到了编辑的回信，叫我把稿件送过去。那时候，编辑出书非常慎重，自己看完觉得可以，还要请外单位审。我的稿件是送到南大化学系和南京化工学院基础课部分析化学教研室审阅，获得肯定，并帮助修改。该书于1976年2月出版。按当时的政策，不发稿酬，只送成书若干册。好像我们也无什么怨言，觉得能够出版已很满足。过了二年，此书重印，重印本中把毛主席的语录去掉了。这一次，不仅拿了印数费，还补发了稿费。后来审阅这本书的南大老师和责任编辑均成了我的挚友。
自此以后，写作的环境就大不一样了。编辑有什么出书的计划，总是先找我们谈谈；我们有什么东西想写也是先与之沟通，敲定之后再动笔，就不存在“辛辛苦苦笔耕，最后变成一堆废纸”的局面了。
《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这本书，也让我认识了南师化学系主任梅若兰教授，此事说来话长。
上世纪50年代的粮食部很重视人才的培养，除了南京、武汉二所直属中技外，许多省、市也办了粮校，但缺乏合适的教材，于是粮食部成立了教材编审委员会，组织有能力的学校编教材。当时的南京粮校负责编写粮油储藏方面的中专教材，我们化学组的任务是编写适用于粮油储藏专业的化学教材《实用化学》，由徐丽君、张翠仁及我（主编）执笔，于1962年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此时不署个人姓名，只署单位名称。等到文革后复课闹革命急需用书时，财经出版社却把《实用化学》的纸型丢了，不能出书。于是领导决定由华东六省一市的老师编书，在山东招远县印刷。编前我们走访了业务单位，也访问了南师院，想了解十年动乱后，化学教学上有些什么新的观点和资料，接待我们的就是梅主任，她谈到目前新增加了一个国际单位，即物质的量单位摩尔，原有的克分子、克原子、克离子等要废除，有关内容可以参考《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一书。当时有位老师告诉她，此书的作者就是我。由此开始了今后若干年我与梅老师的友好交往。1981年有她参加编写的高等师范院校教材《无机化学》由人教社出版，她题签后送我一套。我保留至今。
是《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这本书，使我进入了江苏出版界的门，结识了不少书友和导师。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最艰苦的编写工作就是编《化学用表》一书。
1976年文革刚结束，具有远见的、后来成为某出版社社长的编辑策划出版一本数据资料相对集中，而篇幅又不太大的化学工具书，为减少文字叙述，主要采用表格形式，故名《化学用表》。当时编辑部邀请了南京大学等数所学校计6位老师编写，南大的顾庆超和我作总校订（主编），经近二年的辛勤工作，完成初稿，由中科院学部委员、南大化学系主任戴安邦教授审阅，于1979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精装出版。1980年第10期《化学通报》发表书评推荐，认为国外出版的化学手册很多，我国自己编写的则尚付缺如，很值得欢迎。并称赞该书篇幅适中，所收资料和数据相当齐全，堪称简明而实用。南开大学王小兰教授编的高等学校教材《有机化学》第二版（人教社）的前言中特别列出所用物理常数主要来自英文版的《理化手册》63版及《化学用表》，该《有机化学》也是我校食工系使用的教材。
《化学用表》所以能顺利出炉，首先是编辑放手，没有不必要的干预，二是同仁之间的体谅、支持和团结，若有不同看法，均能在桌面上解决。我是粮校教师，其余的是大学老师，但彼此都相当尊重，都能愉快共事。
编写此手册所以工作量大是因为：1975年国际理论与应用化学联合会（IUPAC）公布了新的原子量（现称相对原子质量），所以《用表》中各种物质的分子量（现称相对分子质量）、当量（现已废除）及重量分析用换算因数等都要按新值重新算出。当时没有电子计算器，幸亏我校仪器室有一台手摇计数器，里面装的是众多大小不同的齿轮，全靠手摇进行计算。面对浩大的工程，每当开始工作，我总是自语一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然后两耳不听窗外事，但闻齿轮转动声。现在是见不到这种计算器了！
要把初稿抄正也是一大工程，面对厚厚的稿子要一笔一笔的写出来，谈何容易！冬天天冷，我就把双脚放进一个纸盒里以保暖（且效果很好），夏天蚊虫咬，不管多热，都穿上长裤、袜子（请读者注意，那时没有空调！）——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我的座佑铭。
1987年科技出版社根据发行部门的要求，重印此书，原执笔者对一些内容也作了修改，图书预订单也发了，此时竟发现纸型丢了，若要重排工作量太大，是不可能的，只好作罢。
1996年，我们将《化学用表》的版权转移给江苏教育出版社，重编此书，以《新编化学用表》书名于1998年出版。此时原书的作者之一，我的挚友、同学黄炳荣已于中年赍志而殁，该书的多位作者和我深深地怀念他，并写在前言中。炳荣兄和我从杭州开始都是合作者。新版比初版扩大了篇幅，达268.5万字，1863页，精装，用了最好的字典纸，在印刷《聖经》的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最后还得谈一下该书的版权纠纷的事。
逛书店也是我的爱好之一。1988年某日，我在山西路新华书店见到一本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精装16开《实验室实用化学试剂手册》，一翻开目录，许多章节非常面熟，再看正文，竟与《化学用表》雷同，于是我买下此书，，细细核对，竟有200多页抄自《化学用表》，约占其全书的42%，这是一种侵权行为。众作者推我作全权代表处理此事。首先我找来并熟悉《图书、期刊版权保护试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写成材料，向江苏省、山东省的新闻出版局版权处提出申诉，并查实该书作者系青岛海洋大学教师。不久就收到C老师的辨白信函，称书中多数数据系前人实验而得，并非原作所有，系公共资源，经多次辩论，历经半年折腾，于1989年6月由山东省版权处发文结案，作出如下决定：1、山东省科技出版社不再重印或再版该书，存书不再发行。2、向被侵权者赔偿经济损失。
我们在此事的处理过程中，始终依法行事，并尊重C老师的人格和保护他所处的环境，没有给他造成伤害，且考虑到他的经济状况，给予适当的减少。事后，C老师曾二次来信表示满意，并请我到青岛作客。
《化学用表》及其他著作，使我在1986年成为我院首批评上高级职称的教师之一，并由此担任院职称评审委员会成员数年、系职评委员10年。
车到山前必有路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出版社进行改革，将经济效益解剖到科室、个人，造成阅读范围较窄的科技书籍出版难。正值此时，我的一本《化学试剂配制手册》脱稿，当时通行的做法是由作者包销，最少印数3000册，这对穷教师来说只能望而却步。正值山穷水尽疑无路之际，竟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机遇。1990年底，由省科委、省出版总社及省科技出版社共同筹资，中国核工业华达建设公司赞助，建立“江苏省金陵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用于支持自然科学范围内、符合条件的优秀科技著作的出版补助。编辑建议我申请，并由他具体操作，经评审获得赞助。精装本、红色封面、80万字的《化学试剂配制手册》于1993年1月由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封底印有江苏省金陵科技著作出版基金字样的标志性图案，正文前有基金管理委员会的致读者书。此书到1995年重印3次，累计印数13000册。按规定，有利润就要退还基金，因此没有使用基金。
2000年春，江苏科技出版社在进行图书需求调查时，读者和新华书店的同志再次要求重印此书。经商谈，我和编辑均认为，此书出版已近十年，许多内容需要更新和充实，所以决定再版。经过近两年的工作，终于完稿，于2002年年底出版。此时篇幅已达1500页，110万字，封面设计保持原来的红色，白字，也似乎更漂亮了。封面上的“编著”竟误印成“主编”，书脊上没有没有印上“第二版”字样都是我的疏忽，深感遗憾。
重写此书，最苦的是缺乏资料。化工学院有我的朋友，南大化学系有刘琴（现为食工学院副院长，当时在攻读博士），所以得以多次进入书库找书，也经常去书店，有的就请图书馆购买，此事曾得到王水汀副院（校）长的支持，我很感激曾经帮助过我的同志。
一本好的书，应该有好的索引，便于读者查找所需的内容。因此我对此书的索引的编写也花了不少的精力。索引分中文、英文。一校样一到，我就要着手工作，列出每种化学试剂所在的各处页码，若二校样、三校样页码有变动，也要跟着改动。是中文的，先按照笔画多少排列，笔画数相同的再以起笔横“一”，竖“丨”、撇“丿”、点“丶”、折“乛”为序，第一字相同，再按第二字的笔画和起笔排列。英文按字母次序排列。我都是手工操作，做起来工作量很大。
此书出版后，自知精力不济，不再写作。
又遣春温上笔端
写了多年的科技文章，忽然想到要试写一点散文，于是给《扬子晚报》投稿，稿件寄出多时，但不见动静，于是打电话询问，接电话的正好是该报《繁星》副刊的责编，等她问清情况之后，叫我重抄一份，寄她本人，不久一篇有关书画方面的散文于1994年5月30日在副刊发表。此后，我经常寄去一些稿件基本上都被采用，编辑与我也成了忘年交。
健康，对于一个健康的人来说，常常感觉不到健康的重要。但对一个失去健康或者经常生病的人来说，健康则是人世间最宝贵的了。它不能用金钱买到，也不能用他人、他物代替，一旦失去就会遗憾终生。我在学生时代曾生过一次长病，并成了校医院的常客。历此磨难，我立志改变现状，于是我每天坚持锻炼。大雪纷飞的早晨，我在洁白无瑕的雪地上踏出一圈圈的脚印，吸着没有被人吸过的空气。北风洗涮我的肌体，严寒磨炼我的身心；雨天我打着伞跑步，淅沥沙啦的雨声为我加油，随风飘动的树枝为我打拍。乘船出差，我在甲板上活动，坐火车旅行，我在月台上做操，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不在乎被别人注视。在昆明、大理慢跑，使我感受到高原缺氧的滋味，在北海饭店屋顶上打拳，使我饱览北部湾大海的晨景······
日常外出，能步行的决不骑车，能骑车的从不坐车，我充分利用母亲生给我的两条腿。我深信生命在于运动的真谛，于是写下《生命在于运动》一文，发表于1997年1月12日的《扬子晚报》。
一天傍晚，我在大操场慢跑，黑暗中看见池塘边（此塘现已填平盖楼，不复存在）一户人家，从窗户射出点点亮光，由此勾起我对童年时的家乡和谢世的母亲的回忆：每当暮色降临，众多顽童中最后回家的我，首先见到的是厨房里的那盏菜油灯，和在微微抖动的黄色火光中母亲忙碌的身影。每当这时，我总后悔为什么不早点回家，不该平添母亲盼儿的焦急心情。
母亲在厨房里烧菜做饭，或在灯下纳鞋缝补，油灯中只点燃一根灯芯；如果来了邻居亲朋，母亲就把油灯中的灯草用竹签再拨上一根；如果见到我在灯下描红或读书，就点燃三根灯草，这时候可说是满室生辉了，在油灯下的我，也不得不认真地读起书来，我不能辜负母亲点燃三根灯草的慈爱之心。在《菜油灯下的童年》中，我写下了对我亲爱的妈妈的怀念（刊《南京日报》“雨花石”副刊，1998年2月10日）。
我自知江郎才尽，不是写散文的料，所以没有坚持。
春蚕到死丝方尽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被江苏教育出版社聘为审读。审读就是细读已出版的书，找出书中的错误，包括科学内容、语法、标点符号、化学用语、字体······等等，并根据出版总署制定的标准进行打分，每一万字超过一个错误的为不合格，这是出版社检查编辑工作的一种措施。这份工作须认真，因为你找出的错误要与编辑见面，同一本书也可能请二个人审读，如果别人看出，我没有看出，也不是滋味。
当我不再写作之后，审读的工作也就多了起来，找我的出版社也由一家扩大到数家，原因是教辅读物太赚钱了，原来不搞教学用书的都搞了，可没有懂专业的编辑，于是找人外编、审读。
有人说，年纪这么大了，还不好好休息休息，何苦呢？有的认为，钱这个东西太有诱惑力了，要钱不要命。吾以为，退休之后一定要有事干，干你喜欢的事，干你熟悉的事。有事干，是老人们的一剂不可或缺的补剂。一来是可以发挥余热，你有专长，为什么不做点贡献？别人请你，是信任你，看得起你，所以我不计报酬多少，只要有空，尽量帮忙；二是可以防止老年痴呆，像我审稿，查重（复）是一个重要的内容，前面有过的，到后面再出现，我都能记得住，从审稿中不仅训练记忆能力，还可以接触时代脉搏；三是可以防止胡思乱想，一个人如果太空了，头脑里想的事儿就多了，失落感、孤独感也就来了。审读的稿件一来，这些东西就排除掉了，还让自己知道，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走起路来，也就挺胸阔步地向前走，也就是俗话所说的“老有所为”吧！何乐而不为呢？
总而言之，不论是写文章，还是审稿件，我的业余生活都是与文字打交道。
感悟
书到用时方知少，
人老才觉时光短。
写于2011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