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劳动锻炼的一年
陈锦荣
1960年县直机关组织一批三十多名干部下农村劳动，我是其中一员。三十多人分八个小组，我被任命为小组长。我们所去的这个公社是全县最落后的一个公社，我们小组所去的生产队，是这个公社最穷的一个生产队。
过了春节后，我们就到了这个生产队。这个生产队有三十来户，队长三十出头，却是一个光棍。全队三十来户住的全部是泥草房，个别的甚至是丁头房（即只有一个门朝南，周围一般没有窗，像丁字型），一排朝南，有一条泥土路，下雨天道路泞泥不堪，行人只能穿上高筒靴子才能走路。全队没有一件像样的桌椅，凳子，都是小矮桌、小趴凳。没有一张站橱，一张正而八经的床，都是土筋床和耙光床（所谓土筋床，是指用泥土做成晒干的砖坯砌成的土床；所谓耙光床，是指用两根长木头，再用四根短的木头作腿，加上用绳子在这个木框架上来回穿插，做成棚子床）。全队各户连一盏煤油灯都没有，全部是用一根灯芯点的油灯。厨房有的农户，是专门砌一间小草房，有的农户就在堂屋里砌一个灶，一般在灶堂里放一个小瓦罐，作为备用温水，以供早晨洗漱之用。夏天到了，没有蚊帐，晚上全队男女老少都集中在大麦埸上，不准点灯，不准打电筒和擦火柴，周围点起麦杆，用烟来把蚊子薰跑，可见这个生产队有多穷。
下放劳动规定要与贫下中农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首先是住的问题，我们四个人住在一间草屋里，生产队提供四张耙光床。夏天我们支起纱布蚊帐，一天，生产队长来串门，一屁股坐在我的床上，看见我们都卦起纱布帐子，吃惊地喊了一声：“老陈啊，这是神仙洞呀！”而吃的问题，四个人就在一户贫农家搭伙，这家有四口人，老夫妻带两个儿子。大儿子上中学，住校平时不回家，小儿子在家上小学。所以，我们吃饭一共有七口人，而我们的一百多斤细粮都全数交给这家农户。由于是春荒季节，每天早餐是一大锅很稀的玉米粥，中间放霉山竽干和山竽叶子，这种山竽叶子是头一年鲜山竽叶子晒干后，留作春天吃的，因此，吃时需要重新拿水泡，然后再把水挤干后放在锅里煮熟，所以吃起来是有苦味的，霉山竽干再加上这样一种山竽叶子的玉米粥，其味道大家可想而知。就是这样一锅玉米粥，大家还是拿着匀子在这稀稀的锅里想多捞一点霉山竽干和山竽叶子吃，因为这两样东西毕竟是干的呀！这样的日子过了有近两个月，我的胃病就复发了，回县城去看病，在县里调养了几天，回生产队时，在县粮食局批了一块十来斤重的大豆饼背回来，四个人一商议还是自已动手起伙吧。吃豆饼很费事，要先把它剥开来，放在水里泡，它会涨开来好多好多，与大米等其他食品一道煮稀饭吃。不多久，上面号召办食堂，我们就带头参加食堂。时值夏收季节，生产队忙着割麦子，社员们也都参加食堂，这时，刚收到粮食，有干的吃，社员们叫这是“抡埸饱。”意即平时一年到头吃不饱，只有这个时节才可以有干的吃，且能吃个饱。不多久，食堂粮食不多了，社员们打回家的饭菜越来越少了，大家就把打回去的饭菜重新放在锅里，再加上一些青菜、野菜之类的食品煮一煮来填饱肚子。这一下可苦了我们四个人了，屋里啥也没有，夜里光挨饿，好在办食堂时间不长，由于没有粮食了就散伙，我们又恢复自炊了。
关于劳动是每天随社员一道行动，一大早吃过饭，大约七点多，生产队长哨子一吹上地里干活，我们肩扛锄头，到地里干锄草等农活，干了约个把小时，就开始休息，大家都躺在地里晒太阳吹牛，晒上一、两个小时，再起来干上个把小时活，就收工回去吃中饭。下午一点多到地头，同上午一样，中间体息时间是较长的。总之，劳动生产积极性较差。而庄稼长得也不好，玉米杆子非常细，玉米槌子就很小，一亩地的产量只有几十斤，比种下的种子多不了多少。生产队社员每个劳动力每天只值七、八分钱。所以，大家懒洋洋的，干劲都不足。
这里的社员民风非常淳朴，我们之间相处很融洽、和谐，有一次我身体不适，有两户社员主动拿鸡蛋给我，我进城也带些小礼品送给他们，相互之间增加了感情。这个队里有一位老大爷，当时已有七十多岁了，他生活非常简朴，饮食也是很差，但寿命却长，究其原因，他头脑思惟非常简单，这一辈子连县城都未去过，只是偶然去公社所在地赶过集。
就在这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我们搭伙的那家大儿子上中学，正好够征兵的年龄，大队书记布置我帮助搞政审工作，这位贫农老大爷一家子非常高兴，而且身体体检也合格，就被录取去当海军。这个孩子去的地方，就在我的老家温州，两年后已经当上指导员了，我有一次回老家还在温州市里见过一次面，吃了一吨中饭。可惜我离开灌云后至今就再也没有见面了，只听说他已转业回家了。现在人老了很怀旧，还真想有机会再见面聚聚。
到了下半年，县里又开展新“三反”运动，抽我回县里参加运动，要我去查帐。回去后到县邮电局查帐，我才去不到一个星期，刚了解熟悉情况，账还未正式开始查，忽听这个单位的会计自杀了，真把我吓一跳。接着又叫我去查化肥厂的账，查了十多天，领导上说现在需要开大会，斗争这个会计，要我拿出查帐中发现的问题在大会上揭发。我只得拿出两笔疑帐揭发。后经我再次核实这两笔疑帐时却发现并没有问题 ，自已心中不舒服很纠结，就急忙向领导回报说明情况，但最后如何定案，我就不得而知了。事隔二十多年，大约在1981年左右，当时被整的这个人家属和县里有关单位的办案人员，到南京找我了解当时情况，我如实写了上述情况的证明。对于以上这些事情，现在想来心中始终仍深感无奈的内疚。
从县里回来不久，又多次被抽去参加生产大检查等，一晃一年的时间就到了，所有下放劳动的同志，都赶着写鉴定，算是完成下放劳动锻炼一年的任务。说老实话，在这一年的劳动中，真正参加劳动也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写到这里我忽然冒出一上念想，找一个机会能来一次重踏故地，该多好呀，去实地看一看那里的变化，会增加许多感受，也许面目一切皆非了。
二0一二年十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