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璋口述  王英群执笔

 

    1936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变是扭转我国现代史进程，震惊世界的一件大事。当时，我正在西安，是省立西安二中队28级丁班的学生，初中一年级，年龄快满13周岁。

    一、学生的游行请愿

    事变前三日，发生了西安全市学生的大规模的爱国游行请愿。

    那几年国内形势，日本帝国主义者步步紧逼，国民党政府节节后退，国土一块块沦丧。凡知道点国事的人都不愿做亡国奴，要求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抵抗侵略。

    十二月九日是北京学生爱国救亡大游行并遭到镇压的周年纪念日。为支援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西安学生在这一天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纪念“12.9”周年的游行请愿。

    当时西安没有高等学校，西安高中是最高学府。有一中、二中、师范、女子师范等省立学校，还有民立、民兴、乐育等私立中学。“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东北大学迁到西安，学校草草开课，人数不多，但学生很有能量。东北大学与西安高中的学生领袖们联合组成当时游行请愿的领导核心。请愿学生总数估计在三千人左右。

    当时游行请愿的计划是：先去省政府，求见省主席邵力子，再去“剿匪”总司令部求见副司令张学良，最后去绥靖公署去见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这三人是当时西安的军政首脑。

    学生们先到省政府（在城北）门前会齐后，就去求见邵力子。邵未出面。由秘书接见说：“邵主席有公事不在省府，大家的爱国要求当立即向主席禀报。”游行队伍于是转向“剿匪”总司令部（在城南），求见张学良。结果仍是秘书接见，说法与省府的一样。当时已近中午，学生们稍微买点干粮充饥，继续向绥靖公署（在城东）进发，去见杨虎城。结果仍与前两次相同，未能见到。这时已到下午三时。学生领袖们一会商，既然首脑们都见不到，我们不能毫无结果地解散，估计他们都因为蒋介石来了而去了临潼（蒋到西安住在临潼华清池），我们要到临潼去向蒋委员长请愿。这个意见传达下来，虽然学生们已经走过七、八个小时，只吃过少许干粮，一路喊口号、唱歌，已经饥渴疲倦，虽然去临潼还要再走50里，但同学们的爱国心切，群情激昂，大家 一致同意，去临潼！没有任何人有犹豫的表情。

    于是，大队人马在下午四点左右的时候，浩浩荡荡地向临潼进发了。据说出城时曾遇到军警的阻拦，学生们人多势众，很快就冲出去了。夕阳西下的时候，我们走到了郊外的公路上。这时，学生中的年长者（当时，陕西教育事业不发达，很多县城没有中学，不少县里的学生都到省城来上学，住校，他们年龄都较大，很多已是二十多岁。）对我们这些城里的小兄弟们说：“到临潼估计要走到半夜，小同学还是不要去了，晚上你们走不动了，谁来送你们？”这番关心的话打动了我们。从早上走到太阳落山，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时确已相当疲惫了，还要再走到夜里，确是难以支持。于是几个小同学们就离队了。这造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没能见证后续的一幕重要的历史时刻。

    后来，听到那天后续的故事。学生队伍在晚上十时左右走到灞桥（离城20里，去临潼的路程走了一小半），这时，迎面来了张学良的轿车，轿车在学生队伍前停了下来。张下车后站到轿车的踏板上，（ 旧轿车两旁有踏板，离地约一足高）恳切地劝说学生们不要到临潼去了。他说道：“我与日本鬼子有国恨家仇，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最后说道：“请大家相信我，几天内，我将拿实际行动来回应大家的热情。”他的讲话，动了感情，学生们甚至听到了几乎哽咽的变音。这番充满感情而真挚的话，感动了学生，于是同学们取消了去临潼的计划。

    我想，当时张学良说不定已经预料到学生去临潼可能会发生惨案，他可能已在心中酝酿兵谏的事了，而当年学生们的爱国激情无疑也 构成了兵谏这件大事的“催化剂”。

    二、亲历事变

    十二月十二日，临近冬至的时节，天亮得迟。天还很黑的时候，在床上，我听见一声清脆的枪声。几秒钟后又连续几声，随后枪声大作，有远有近，来自四面八方，持续了几十分钟。在枪声密集的时候，天色渐渐微明了。我父亲起身在院子里聆听。（父亲曾在杨虎城手下任省政府秘书，邵力子来后，仍连任了一个时期）住在后院的魏寿丰科长也起来在院子里前后仔细聆听。他是位军人，是杨虎城司令部里的总务科长。他对我父亲说：“我听到这枪声是对天放的，看来并没有什么战斗。”他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那个年代，老百姓听见枪声都很紧张，这样大范围、长时间、密集的枪声，无疑使男女老少都陷入深度的恐惧之中。

    人们开始去看街上的情况。街上戒严了，没有行人。路边站着杨虎城的十七路军的士兵，枪横握在胸前。我从门缝里看见一个高个子的似是连长样的军官，手拦着盒子枪，大踏步地在马路中间走过。一会儿，有辆轿车开过来。当时西安城里只有很少的轿车，都是军政大员用的。现在车里不见有人，只见堆得满满的子弹箱，轿车是拿来运子弹了。

    大约十点钟时，有传单传过来了。是两张40厘米见方的白报纸印的，字很大，一张大概是报导消息的“号外”，另一张是张杨的“爱国大主张”。只记得第一条是“改组国民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还有一条是“释放一切政治犯”。

    人们明白了，出大事了，张杨发动政变了。这严重的局势将来如何收场？免不了要有场大规模的“动刀兵”。“擒虎易来纵虎难  ”成为当时人们常在口头传播的一句话。

    约在十一点时，天上飞来了二三十架当时国民党空军的战斗机，深草绿色，双翼的意大利制造的飞机。飞得很低，人们可以看见飞行员的脑袋，有人说是擦着树梢飞的。这显然是在显示武力，进行威胁，不过双方都没有采取敌对行动，飞机盘旋几圈后，飞走了。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人们迅速抢购粮食、蜡烛等日用品，物价飞涨，各种谣言四起，更增加了紧张的空气。

    过了几天，有较大的飞机飞来，撒下了很多传单。传单不大，约为7 X15厘米，五颜六色在空中冉冉飘落。内容已不记得了。撒传单的飞机似乎不止来一次。以后，常有飞机来去，事后知道就是那些斡旋的谈判的大员们。

    学校虽不上课，学生还是照常到学校来，藉以了解时局情况。有一天听同班的住校大同学们讲：“我们昨天紧急集合整队去飞机场，说是迎接抗日名将傅作义，后来才知道，不是傅作义来了，而是列队送走了蒋介石，我们受骗了。”

    事变后，学校里来了一批新教师。当时，全国各地非常流行的歌曲，“松花江上”的词曲作者张寒晖，曾来给我们上过国文课，还批改过我们的作文。他是东北军里的文化教员，矮个子，光头，戴一副最普通的眼镜，穿着最普通的棉军大衣，讲一口东北方言。他是鼎鼎大名、有广大社会影响的艺术家，确是这般地朴素，使我们深受教育。

    几个月后，杨将军受蒋介石的排斥，叫他出国考察  。我们学生曾到飞机场列队为他送行。当时杨将军未穿军装，而是一袭长袍，记得似是淡咖啡色呢面夹袍。他右手抄起袍襟，右手举着一顶软木帽，一路走，一路微笑着向送行的群众欠身挥手致意。他那健壮的身躯深深弯下的姿势，给我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十年后，得知杨将军遇害，回想起当年在机场时他的心情，可能意识到也许这时就是永诀，因此对支持他的父老乡亲们最后一次地表示他诚挚的谢意。

    一代伟人留给后人永恒的思念。

    西安事变的结果，带来了又一次的国共合作，内战停止了。六个月后爆发了卢沟桥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