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楼书聪老师的这篇回忆母校、漫谈科普创作历程的文章十分隽永、耐读（手写稿中，还粘贴着大量复印的图片资料），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诸多审美愉悦，了解他艰辛的科普创作过程，并唤起大家对过去学习、工作、生活的难忘回忆，也会更加感受到时代的发展进步，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中国梦是人民的梦这句话含义的理解。在此特向大家荐读（另，因技术原因，图片暂无）。

 

图文并茂诉说陈年旧事

——补白《天生我材必有用》  

 

楼书聪

 

杭州，我成长的地方

 

      今年国庆节前后，无意中看见江苏城市频道播放电视剧《遥远的婚约》，讲述知青下乡、上大学、最后成才的故事。男、女主人翁考取的“南方大学”，其实景就是我的母校。影片开始的镜头画面就是原之江大学的标志性建筑“经济学馆”钟楼。下面这张相片与影片中的画面几乎完全一样。教学主楼“慎思楼”及工程馆、图书馆、教堂、学生宿舍等均在故事的展开中多次反复出现，这又一次勾起了我对学生时代的怀念。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江大学和浙江大学的部分系科组建了浙江师范学院及浙江财经学院，之江大学撤销。二院校址就设在之江大学。不久，浙江财院撤销，并入上海财院。

之江大学是一所有名的美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座落在秦望山麓。从钱塘江边马路（今称之江路）经S路（因呈S形得名）上山就是经济学馆的大门，穿过大楼是一块绿草如茵的草坪，经草坪往北是慎思堂，草坪的东边是工程馆，西边是科学馆，这四座红砖大楼是学校的主体建筑，是学校的教学区，也是电影导演喜欢拍摄的背景场地。

 

 

 

 

 

 

      图书馆在慎思堂后面的山腰上，是学校地势最高的建筑，向下远眺，滔滔钱塘江就在脚下。每逢月圆，钱塘江的潮信会准时而至，所以住在这里的人根本不用到海宁去观潮。图书馆往下西侧是一座白色教堂，之江大学称其为都克堂，浙师院就改用作礼堂和上大课的教室。

 

      教堂西边的另一座小山上有一栋二层青砖别墅，作为学生生病用的疗养院，我曾经小住过，2002年同学团聚时特为此留影。

 

 

      女生宿舍在图书馆的西边，在半山腰，男生宿舍在经济学馆的东、西两边，分别称东斋、西斋。老照片上的西斋前面是一块运动场，可打排球、网球，球场边上围上铁丝网，因为下面就是钱塘江。宿舍楼旁的小屋是西斋学生的食堂。

 

 

      东斋的东边有二座小山，称头龙头、二龙头，上面建有多座住宅楼，是教职员工的宿舍。这二座山与东斋之间是一条很深的山谷，其间建了一座桥，称“情人桥”，当时是木桥，50年后我们再来时已改为水泥桥。山谷上面之江大学建了一个小水库，作为当时学生的生活用水。后来学生多了，接通了自来水，水库就不用了。现今杭州不少居民还到这里取水喝，这里是清澈味甘的山水。

 

      西斋的西边也是一个山谷，建成了一个大操场，电影《唐山大地震》主人翁会见女儿男友的场景就是在这里拍的。操场上面较高处建了一座四周无墙的体育馆，可打篮球、排球和练习拳击。

以上所写的就是原之江大学的全景。之江大学旧址现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浙师院后来又在大操场西边的山上建了几栋教学大楼和学生宿舍、饭厅兼礼堂等建筑。

      学校的校园环境相当优美。坐山临江，绿荫环抱，清风幽静。春天是满眼绿色，绿色中有嫰绿、鹅黄绿、深绿、墨绿，一层一层，如波涛起伏，百看不厌。秋天是层林尽染，红中显黄，黄中留绿，色彩斑斓，竞相争辉。夏天就在钱塘江中游泳，江边停满木排，游得乏力了，就坐在木排上休息，学校备有救生船、救生员；作者的游泳技巧，特别是侧泳，动作优美，曾得到体育老师竺承瀚的赞赏。冬天是皑皑白雪，银装素裹。

这里是天上人间。

      除了冬天，山上都有野花，兴趣来时爬一下山，带回一束鲜花，插在室内，平添了无限生活情趣。本人一生不爱逛街，但爱好山水农野，这与此有关。

      母校的外围环境多为名胜古迹。她东临六和塔和钱塘江大桥。六和塔始建于宋朝，高60米，外观八角十三层，内为七层。水浒英雄鲁智深、武松均在此善终。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钱塘江大桥是桥梁专家茅以升设计，于1937年建成的公路、铁路两用双层大桥。离六和塔不远就是虎跑泉，泉水甘冽醇厚，喝上一杯虎跑泉水泡的龙井茶是一种难得的享受。

 

      校区的西边也是杭州著名风景点——九溪十八涧。此地有茂林修竹，又有潺潺流水，山峦深处是西湖龙井茶的产地。人行其间，百愁俱消。真是明月清风随意取，青山绿水任君游。

 

      那时国家对大学生的生活也相当照顾。一是吃饭不要钱，每月发一张饭卡，凭卡进食堂吃饭，经常吃到的黄鱼烧豆腐的美味至今还留在脑海中。上午课间操后又免费供应馒头、豆浆。二是享受公费医疗，看病吃药全免。三是对师范生每月发生活津贴，分每月10元、8元、5元三等。我享受的是每月8元。在这样的生活不愁的环境中，你可以施展你的聪明才智，我在学习之余走上了写作之路。

      原之江大学的图书馆藏书相当丰富，我充分利用了这里的条件。从1953年开始给文汇报等报刊投稿，新知识出版社又将其中的文章收入《科品小品》集出版。我也给《展望》、《科学大众》等杂志写稿。时至今日，“中国知网”还记录着我在1955年《科学大众》第10期上的文章，真是想不到！

 

 

母校，给予我知识和查找资料的技能，我深深地怀念她。

故乡，我生长的地方。

杭州，我成长的地方。

贴有五千元印花的出版合同

 

     《科学画报》在解放前就是一本受人欢迎、知名度较高的科普读物，我在读初中时曾订过这本杂志，我很想给它写点东西。“冰和雪”一文写成后就寄给了科学画报社，文章大约有四、五千字。编辑嫌文章太长，建议减少篇幅，可以刊登。但我看来看去，无法割爱，于是再下功夫，与同学黄炳荣合作将其扩充成一本小册子，寄给已经给我出版过小品集的新知识出版社，好像也没什么返工，《冰和雪》于1956年出版了。

 

      新知识出版社的出版合同用道林纸印刷，作经折装，条款计15条，其中合同期为3年，到期后，作者收回著作权，出版社每印一个定额（3万册）支付一次稿费，等等。至今仍在我手上的这份合同上贴有面值五千元的印花，这就是当时的版税，现在的出版合同就没有以前的考究了，也不贴印花，改为缴纳个人所得税，按稿费数额多少，由出版社代扣，再上缴国库。

 

     《冰和雪》初印1万3千册。次年12月出版社来函要重印，也提了修改意见。信是寄到杭州的，可此时我已离开杭州，等信转寄到北京时，已经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1957年了。我无法也无心修改，因此重印的事就此告吹。

 

      60年后的今天，这本书的照片及有关的信息竟出现在Google的网站上，我也觉得糊涂了——还有人记得它！

 

版权页上印有审阅人的书

 

      人类的生活和生产都离不开燃烧，所以我的同学黄炳荣和我合写了一本小册子《燃烧》，寄给北京的科学普及出版社，好像没有什么纠葛于1957年11月出版了。此书在版权页上印上审阅者的大名，这在以后的出版物中已很难见到，足见科普出版社审稿工作极其严肃。

 

      1965年．我们忽然接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来信，他们欲将《燃烧》收入“中学生文库”重新出版，问我们是否同意，并作修改。此书出版已近10年，能被选入“中学生文库”，这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听后马上答应，并立即动手修改。但在定稿的时候，编辑要求删去“火的故事”（这节内容在科普版的书中占有一定篇幅，是俞崇智老教授肯定的），理由是里面涉及到的许多资产阶级科学家的事迹目前尚无肯定的评价，如拉瓦锡已知是极反动的。

 

      对此，我们表示不能认同，经过几个回合，处于弱势的无名小卒败下阵来，违心同意删去，他们立即付印，1966年3月出版，印数3万6千册。

这是极“左”思潮在当时出版系统的反映，编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受到政治气氛影响的还有一件事。

      我到北京后，经常给《工人日报》写稿。一次，粮食储藏专业主任周景星无意中向我谈到，说工人日报曾经给学校来信，要评我为优秀通讯员，学校正在研究。为什么要研究？那就是在政治表现上不够格。在那个年代，政治是掛帅的。

 

没有稿酬的书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人外出串联，有的则热衷于武斗或夺权，我做了逍遥人士，抽空读了点书。在大学里给我们上无机化学的是系主任王承基教授，他教的很好，他授课的“溶液”内容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书看得多了，我就写了一部《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的稿件，一边写一边与在浙江的同学炳荣兄探讨，频频的信件往返，花了我们大量心血，完稿后约有10多万字。经多处联系出版，均以失败告终。最后花落江苏，于1976年出版。

 

      见书后，编辑告诉我，文革后稿酬不发了，只给部分样书。这对我们来说，经济上是有点损失，还赔了不少的邮票钱。不过见到桌上飘着油墨香的一本较厚的书，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在这本书中，我把混合法则（又称交叉法则、对角线简算法）引入溶液稀释的计算中，对什么浓度适用，什么浓度不能用，我都作了论证，使计算速度大为提高。当时在向出版社推荐本稿件时，曾作为一个亮点介绍。

      另一个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是较早向国内读者介绍有关物质的量单位“摩尔”的信息的作者。摩尔是在1971年10月第14届国际计量大会通过的在SI制中新增加的第七个基本单位。由于当时正值文革后期，出版物不多，所以南师化学系主任梅若兰教授向人推荐本书中有关摩尔的内容。我们是从美国《化学教育》杂志上译过来的，那时我们将“Amount of substance”译作“物质的数量”，“mole”译作“摩尔”。1984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计量单位》中，确定Amount of substance 译为“物质的量”，单位摩尔。

      1978年，本书重印，证明它是受读者欢迎的。重印本书中删掉了黑体字毛主席语录。这一次发了稿酬。在Google网站上有这本书的信息。

      多年以后，我问编辑，他为什么看上这本书，答曰：首先是文字通顺，条理清晰，才一口气将它看完，读不下去的书是较难出版的。

 

学部委员推荐的书

 

      在文革后期，出版社的编辑要到新华书店去站柜台卖书，一位编辑受到《数学用表》一书颇受欢迎的启示，决定编写一本《化学用表》，即用表格的形式，收编化学工作者经常需要查用的数据和文字资料，组织了六位同仁参与，南京大学的顾庆超和我为主编，经近二年工作，于1979年以精装本在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计1166页，初印54500册。

 

      本手册由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科院学部委员（今称院士）戴安邦教授审阅，他写的审阅意见我还保留着。除了这份意见，还有近10页的具体修正意见，足见戴老工作十分细致负责。

1980年第10期的《化学通报》发表杭州大学戚文彬教授的书评，认为篇幅适中，所收数据和资料相当齐全，作为我国第一部自编的化学工具书值得推荐。

 

      由于该书脱销已久，出版社于1989年准备适当修订后再印，发了征订单。但付印前夕。却发现该书的纸型丢了，只好作罢。

 

      纸型是什么？简单介绍一下：书稿用铅字排好后，是不能直接用来印刷的，要先在排好的铅字版上贴上一种类似马粪纸的纸，经拍打，使铅字的凸出部分成为纸上的凹进部分，然后在此纸型上浇铅水，冷后再镀锌（增加硬度），制成印刷用的铅版（又称锌版）。铅字和铅版用后就回炉，纸型就保留。没有纸型也就不能再印书。

      1988年，我发现《化学用表》内容被山东科技出版社出版的《实验室实用化学试剂手册》一书抄袭，于是通过法律途径使该书不再重印，存书不再发行，并赔偿经济损失。下图是山东省版权处所发的文件。

 

      1998年，《化学用表》经大幅度修订后在江苏教育出版社以《新编化学用表》书名出版，计1863页，268.5万字，定价也从原来的5.06元变为78元每册。

 

《化学用表》在Google网站上有它的照片和信息。

享受基金赞助出版的书

      我在《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一书中有一节“特殊溶液和试剂的配制”，主要取材于英文版《理化手册》，篇幅很少。一次经友人指点，在南京图书馆借来日文本《分析化学试剂配制法》。日文中有很多中文字，外加化学式，所以能看出个大概，但不能全懂，我就将其中有用的内容请人译成中文，或向懂日文的老师请教。这本日文书中，在每条试剂配制方法的后面，均有“说明”：包括用途、现象、干扰离子、注意事项等，这个写法后来在我的书中被我吸取。有了这些基础，我就锁定目标，于1990年写成《化学试剂配制手册》初稿，并得到江苏省金陵科技著作出版基金的赞助，顺利于1992年在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至1995年重印3次。

  

     应新华书店和出版社的要求，经修订于2002年出版了第二版精装本，计110万字。现在的Google网站均有这本书的照片和信息。

 

      对这本书，我最满意的是收集到的较多的“人名试剂”，计510余种。所谓人名试剂，即以发现者的人名命名的试剂。例如医疗上检验糖尿病的试剂就是费林（Fehling）试剂，是1850年由德国有机化学家费林提出的，如果尿中有葡萄糖，经加热就会产生红色沉淀。南京大学化学系老师曾经测试过，他和他的学生们在做实验时，均能在本书中找到所需的人名试剂。

在这本书中，我留下的最大的遗憾是在“重要分析试剂性状和提纯方法简介”一节中，有的试剂重复出现了。例如三苯基四唑化氯和氯化三苯基四氮唑是同一物质，但在二处出现。当我在交出三校样后才发现这个问题，等我把这些问题解决已经来不及改了，已经付印了。对于这种失误，读者是看不出的，只有作者自己知道，成为心中遗憾了！

      原本编辑与我们说好，10后再修订一次。现在10年过去了，我已没有条件来做这件事了！

 

中学生之友

 

      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全国掀起了读书热，除了教材，可供学生、教师参考的书却不多。有远见的江苏科技出版社抢先组织人员编写数学、物理、化学辅导书，定名为“中学生之友丛书”。化学由我和我的同学（三人）执笔，分上、中、下三册于1981年5月出版。

1981年起，全国高考试题，规定以全国统编教材为依据进行命题。我们这套丛书就是按照教育部颁布的十年制教学大纲进行编写的，所以受到中学生的欢迎，初印9万9千册，1983年又印8万册，累计17万多册，这是我出版的书中印数最多的书。在Google网上有这三本书的信息。

此书的出版也给我热闹了一阵子。一是出版社经常转来一些中学生的来信，提出问题，我要回答；二是南京本地的人要我给孩子们当面指点指点，我现在手上留有一封南师物理系领导要求我给他小孩辅导的来信。我还记得南京政治学院里面曾办过一个学习班，我去上过课，所以我对里面的民国建筑饱览了一番（平常不能进去）。

由于在化学辅导一书中，我们介绍了一些有关内容的记忆方法，反映很好，于是又与赵所生同志合写了一本《中学化学记忆法》，由广东科技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

在学生读物中，帮助学生理解的书出了很多，而讲述记忆方法的书却很少，所以写这本书的难度是很大的，因为可供参考借鉴的资料委实不多，许多内容是作者自己学习和教学过程中的体会和心得，一孔之见，一得之识，难免有许多偏差和牵强附会之处。为了集思广益，我去《江苏教育》杂志社找我的同乡,浙江省立绍兴中学校友，她是该社编辑，查阅历年来的《江苏教育》、《化学教学》合订本，细细寻看，宛如蜜蜂采蜜。凡查找资料，没有毅力是不行的。写这类书也算是一种尝试吧。

1985年，黄炳荣与我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和反应》。

 

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组织编写的书

江苏省科普作家协会成立于1980年，我是首批会员。协会下设基础科学、医卫、工交、农林、国防、少儿文艺、新闻出版、翻译等专业。我属于基础科学委员会。

1981年苏州留影（三排左四是作者）。

1981年，本组在苏州开会研讨创作题材，最后决定编写《科学史上的悬案》，经反复研究，选择了比较重要而又启人思路的事件29例。我撰写了“蔡伦是不是造纸术的发明者”一文，并审阅6份他人稿件。主编马文蔚（南工教授，工科高校用《普通物理》主编）特别来函要“严格把关，详细审改”，且“不把审稿人告诉撰稿人，请放心”，足见大家的工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原定29例，但其中一篇是南京地质学校老师写的，认为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从未来过中国。出版社领导认为这对中国与意大利关系会造成负面影响而被删去，所以1986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书中是28例。事实上，在2012年的《环球时报》上，有意大利学着也认为马可波罗没有来过中国，他所写的《马可波罗游记》仅仅是他记述了来过中国的意大利商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而已。

此书在国内不怎么受人注意，但在香港被中华书局用繁体字重排出版（1989年）受到欢迎，且被评为香港第四届10本好书之一（见下图“出版参考”右下方）。港版书有几本样书送到科技出版社，被捷足先登者拿走了，我手上没有港版书。

1985年，作协基础科学组在张家港开会，与会的江苏科技出版社根据几所高校的意见，要编一本《大学生指南》，要我组同仁编写。经双方商讨，主编是南大的顾庆超，副主编是南工的马文蔚，再加5位同志组成编委会，我是编委之一。每位编委负责一个单元的策划，组稿和审稿。我请我院的几位同志赐稿，其中庄一雄老师写了一篇“怎样学好计算机课程”。此书于1992年出版。

  

1994年由东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学生科学向导》也是由省科普作家协会基础科学组组织编写的。主要介绍与中学教材中有关联的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科学家的成就轨迹，思维方法，轶闻趣事。南大的顾庆超和我负责撰写化学科学家计21位，我编撰17位，其中包括我的老师、中国化学史的先驱王琎教授。

尔后，河海大学出版社又请省科普作家协会推荐人员，参加“21世纪启明星科普丛书”的撰写，丛书计七册，其中的《绿色家园》就由我执笔（1997年出版）。

我很喜欢这个题材，也花了相当精力，对环境污染及人类对生态平衡破坏的论述是本书的重点。我用一章篇幅来写“马路是空气污染的重灾区”，对有毒的汽车尾气、并由它产生的二次污染——光化学烟雾作了详细的论述。15年前，摩托车、助力车的数量远远超过汽车，所以我在书中对一人一车、边跑边放毒气的摩托车、助力车提出要严格限制的意见。如今则是“车（汽车）满为患”，汽车尾气已是城市主要空气污染源。最近世界卫生组织已明确指出，大气污染致癌（肺癌、膀胱癌）方面的危险程度，已与烟草、石棉等致癌物处于同一等级。我们应该大力发展公共交通工具，减少汽车的拥有量，已刻不容缓。

1998年，我国南方的长江，北方的松花江、嫩江发生特大洪涝，为此为“江苏科技报”写了一篇保护森林的文章。《科学大众》1997年第二期发表不要焚烧树叶、垃圾的科普文章（在中国知网上有此文章），都是呼吁人们要爱护我们的生存环境。

   我从上世纪60年代初就为捍卫环境绿化而努力。那时老粮校1、2号楼之间的一片桃树要毁掉种菜，我用小黑板写出救救桃树的大字报。凡是发现学校有破坏绿化行为我都义不容辞的出面阻止。

科普作家协会中有广播电台的朋友，他们也请我写点文章，我也乐意配合。一次南京台的记者要我直接上电台去讲，我也去了。之后，原粮校的一位老师魏清国碰到我，说他在广播中听到我的讲话，觉得很亲切，但浙江口音太重。我知道，效果肯定不好，电台选错了人。我执教凡数十年，就是不会讲普通话，严格地讲是一个不合格的人民教师。

编写粮校的教材

往年的粮食干部学校，或是粮食中专学校，都没有现成的教材，所以编写教材一直是学校的重要工作。南京干校时，学校光是在教材的印刷上就有一个班子，错划右派、后成为郑州粮院教授、全国人大代表的陈启宗老师就是其中的一员。当时有人戏称编写教材的老师是“一把剪刀加一瓶浆糊”（意即剪剪贴贴），搞教材印刷的是“手拉板车，脊扛纸包”。

六十年代初，粮食部成立教材编审委员会，鼓励有能力的学校编写教材，并正式出版。南京粮校是编写粮油储藏专业用中专教材的主力军。化学之所以被选中是由于当时的高中化学教材没有有机化学内容，而有机化学是粮油储藏专业课所必需的基础知识。当时参加编写的有三位老师，我是脱产专职编写。我就在化学实验室中放个桌子，专心笔耕。为有别于一般教材，就称“实用化学”，分课文和化学实验二个部分。

当时学校对书稿的要求很严格，不能有错，所以完稿后就请南大化学系审稿，后又到北京请有关部、委审阅有关章节，所以在课本前言中都一一写上这些单位的名称，以表感谢。定稿后，经粮食部教育司交给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在京期间，我们住在报国寺粮食部招待所，和我同去还有王立老师，他送去的教材是《粮仓机械》。

《实用化学》于1962年10月出版。右边的便函是责任编辑告诉我书稿付梓时间的安排。

 因省办粮校学生大都不做化学实验，因此化学实验没有出版。此书重印3次，后因在文革中纸型丢失就没有再印。

 

没有变成铅字的稿件                                    

我写的大多数文字都能见报、出书，但也有变成废纸的。

八十年代初，江苏科技出版社计划将美国的《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一书编译成中文出版，动用了省科普作家协会的几乎所有力量。出版社先将原书复印，然后分学科（如数学，天文，物理……）分发到各组，各组再按人头和承担能力分别翻译。由于原书篇幅太大，所以要进行缩编，对获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全文采用，我国教材或辞海中出现的，可大部分采用，其他的就要压缩到二、三百字以内。作为译者，则首先得将全部译成中文，再提取精华，所以工作量很大。书中人名、地名的译法均要按新华社、辞海的译法为准，度量衡单位按国家规定。所以我买了一些工具书，（因跑图书馆不方便，所以现在我家中的工具书是比较多的。）我看英文是要靠字典的，且速度很慢（后来就快了）。译完整理后各组送出版社。出版社只安排一位责任编辑，他很难统一全书的部门、单位名称，且各组、各人的翻译风格又不相同，所以迟迟不能付印，拖了几年，老社长一走，新来的社长就决定不出版了。按规定，退作者30%稿酬。后来又有人将这30%稿酬和稿件送到杭州去出版，最后也没有成功。至今我们这批译者竟不知道稿件和稿酬落在何处，也懒得去打听。

 

   当时许多人热衷于翻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正式出版一定数量的译文可以在评职称时免考外语，我在评职称时就从出版社开来一张译文证明。译文内容就是《科学家辞典》。不过由于当时外语考试很容易：自己准备一本200页以上的外语书，考试时由学校指定若干页叫你翻译，就这么简单。所以我也没有使用这张证明，而是直接参加考试。这张证明也就留了下来。

另一没有见书的稿件是《物体形状之奥秘》中的一章：“屋顶的形状”。北欧国家的屋顶多为尖顶，这就是为了在漫长的冬季屋顶不积雪，我国南方的屋顶多为人字形，这是为了能顺利排水。但是建筑上的屋顶多种多样，要收集齐全并要说清楚它们的优、缺点，我花了好大心血总不能全懂，所以写写停停，最后这部分内容放弃一起出版。下面相片是1988年由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的《物体形状之奥秘》和留在手上的部分屋顶形状的草图。

网络上的信息

在“新浪博客”及Google（谷歌）上居然出现这样的荧屏：

翻译作业：过节（原文：楼书聪  翻译：吴穷）

过节

孩提时住在农村，常常盼望过节。记得最有趣的节，莫过于年终的“谢天地”。那谢完天地之后，母亲就用福礼汤（鸡，肉汤）下的银丝面条，其鲜美无比至今还留下十分美好的记忆。

工作之后，我渐渐对过节不感兴趣了。原因是我单身时，我喜欢看书，笔耕。在写文章时经常需要随时查阅文献资料，如果遇上节日放假，图书馆就关门，我就只好干着急，眼看时间白白流失，所以我讨厌过节。

在诸多家务中，每天买菜是我的任务。中国人过节，吃是主要内容，为了显示过节的气氛和水平，少说也得搞它个十菜八肴的。这样一来，节前的紧张采购暂且不说，节后的剩菜处理也落在我一个人身上，妻孩们是不愿吃隔天菜的，自幼来自农村且深受“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陶冶的我，是断然不肯将能吃的剩菜倒掉的，于是节后天天吃剩菜。所以我不喜欢过节。                                                                         

中文后面是英文译文（此处略去）。这是清华大学出版社《高级汉英语篇翻译》中的一篇。

吴穷是谁？我不知道。我这篇散文是1997年1月21日登在《扬子晚报》“繁星”副刊上的。

我在该报刊发表发的第一篇散文是在1994年，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编辑与作者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我们彼此尊重，她要改动我的稿件时，一般都预先打个招呼，下边的这封信笺便是编辑在安排“生命在于运动”和“过节”二篇稿件时，因“版面紧故作了一些删改，敬请见谅”。这是对我的尊重。我想：人与人之间彼此应该以诚相待，社会也会更加和谐。

在南京财大的网站上有我二篇回忆文章，其中一篇“初入校门是风吹黑发 桃李芬芳已雪满白头”被搜狐网收录，改题为“风雨60年——往事回顾”。今年南财大的《校友通讯》刊物也决定将此文刊出。

被网络上收入的在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有：“水为什么在四度时密度最大”（《科学大众》1955年10期），“《化学化工文献及其检索》简介”（《化学通报》1981年第六期），“聚二乙醇型氨酯的热激放电电流分析”（《科学通报》，1995年第1期），“焚烧垃圾所带来的…….”（《科学大众》，1997年第2期）。

网上能见到的书籍有：《化学试剂配制手册》、《化学用表》、《冰和雪》、《溶液浓度计算和配制》、《燃烧》、《绿色家园》、《中学化学记忆法》、《有机化合物的命名和反应》、《化学辅导，上、中、下》。

 

后话：

提笔方知识字少，

事非经过不知难。

  

                                                                             写于2013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