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荣

 

      我1951年9月1日考入苏北合作干校时，享受供给制待遇，到校后第一个月发给四元作生活零用钱，不到一个月时间，每人又发一套棉衣和棉裤，还有一顶棉帽子。当年的十月一日国庆节，尽管天气还不冷，全体同学还是穿上这套新棉衣参加国庆集会和游行。我是学校歌泳队的队长，在扬州大街上边走边指挥着同学们唱“五星红旗”歌，当时心中非常开心。

      分配到灌云县基层供销社时，我每月拿一百一十斤大米。而大米每斤是以0.1385元折算，也就是说每月可以拿到15.24元，变成包干制待遇。

      调到县供销联社后，定行政级别25级。而国家整个行政级别是1至29级，我们是办事员级别，26至23级，25级工资每月是21元多。到了1953年，上级有一个新精神，凡参加工作不久的新同志，可以转为低薪制，像我们这些25级的标准，每月可以拿到31多元。这比包干制要多10元，对我来说是有很大的好处，我的同学们都改了，可是我当时听说老同志不能改，我要表示自已的思想上进步，却放弃了这个好机会，一直到了1956年，全体人员工资都改为低薪制时，我才也转为低薪制。并由25级升为24级，工资为40元。三年多细细算起来，要少收入3、4百元，这在当时来说可是天文数字呀，想想还真令人心疼的！

      转眼到了1963年，国家经济稍有好转时，全国又要调升工资了，调资面是百分之四十。我当时在农机系统拖拉机站工作，我们单位上报三人，其中技术员一人，会计一人，文书一人，并已经主管部门领导同意批准，上报县委组织部备案。像我们这些办事员原本一般不会进行复查，可是组织部领导认为，这次调资工作刚开始，先要把把关，就拿我们农机系统作为把关复查的对象。当看到我列在上调之中时，这位部长表示不同意，认为此人家庭成份不好，又有海外关系，不能列入调资范围。而我们单位和主管部门领导则积极争取，并说此人工作表现很好，如不给调，我们领导工作不好做。争取到最后，为了单位和主管领导好做工作，不仅不给我调，还把另一位文书同志也拿下来，这就是当时的一种怪现象。

      此后一直相隔十年后的1973年才再一次调资，调资面仍然是百分之四十，这时我早已调动离开原地方，在一个新单位工作，才调升到23级，工资是45.50元。这5.50元工资历经了有17年之久。

八十年代后，我们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经济飞跃发展，我们这些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由月工资几十元，逐步上升到百元以上。

      到了九十年代，上升到千元以上。工资组成的名堂也很多，除基本工本工资外，还有各种各样名目烦多的补贴。且增资间隔期也不长，我自已也搞不清楚月工资怎么到了两、三千元了。

      到了1996年退休时,我的退休费是三千四百多元，后来又增到三千七百多元，2009年一下子调升到六千六百四十元。现在外加国务院特殊津贴每月六百元，还有原在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现在还挂了一个注册会计师的名义，每年终事务所都有所表示，平均每月还可拿到五百元左右，这样算起来每月有七千七百多元的收入，这辈子真是知足了！    

 

                                                                                           201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