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建“善心资本主义”
英国《泰晤士报》1月19日以“日本转向温情资本主义”为题报道了两位日本政客近来引人注目的言论。据报道，日本经济财政担当大臣与谢野馨当天在国会表示，日本必须摒弃华尔街式的铁石心肠，创造全新的“善心资本主义”模式，以减轻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伤痛。
他说：“‘强者胜、弱者败’的思想不适合日本社会。”“唯有发展‘亲切的资本主义’，日本社会才能重回繁荣”。与此相呼应的是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的一番静表态。他对记者直言：“美国经济政策的自由放任原则缺乏人性，是一种无情的资本主义。”他说，日本将转而发展一种日本式的“有善心、有人性的资本主义”。
在欧洲，反省资本主义
弱肉强食体制的声音也很多。法国总统萨科齐将半个多世纪以来的资本主义制度描述为一个“使财富永远跟着有钱人、工作价值被贬低、生产力下降、企业家精神贬值的体系。”
在刚结束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英国保守党领袖大卫.卡梅伦发表演讲称，“现在是时候将机会与财富更加平均地分配到社会各阶层了，我们应该迎来道德的资本主义。”
种种批评的声音都将矛头指向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向赖以生存的“适者生存”这个基本法则。对西方社会来说，这无疑是个不小的冲击。
事实上，在西方国家政府斥资挽救金融市场的时候，有很多人主张要坚守这个自然法则，认为因错误操控经营而面临破产的金融机构就应当在危机中被淘汰，甚至有不少经济学家主张，对那些一直沉迷于股票基金投资、谋求短期利润的个人投资者也不必给予同情。
2月12日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纪念日。随着危机不断深入，在这位伟人的故乡――英国，人们开始用自然主义的放大镜来审视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弊病。《经济学家》以封面文章对西方一直坚持的达尔文“适者生存”理论提出质疑，认为在法国、希腊、西班牙等国，贫困人口急剧增加，人们因不满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频繁举行示威罢工。
文章说，当西方坚持“能者为先”的原则时，却越来越漠视弱势群体的存在，贫富分化会加深社会群体间的矛盾，曾在希腊、法国爆发的骚乱事件就是“冰山一角”。英国社会学者麦凯尔伯.劳斯在《金融时报》上撰文称，西方再度陷入大萧条的教训告诉人们，每个人都是达尔文主义这座森林里的社会动物，所谓反对达尔文主义，其实是劝诫人们，尤其是领导者，不应过分强调社会的残酷竞争，决策者眼下应更多地考虑如何缓和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社会矛盾。
北欧式温和资本主义受关注
所谓“冷酷的资本主义”与“温情的资本主义”其实已经较量了半个多世纪。在金融危机以前，被欧洲批评为“野蛮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一直处于上风。尽管眼下同陷经济危机，但欧洲人却比美国人要得意一些。
在达沃斯论坛上，欧盟妥员会主席巴罗佐在无自豪地说，欧洲建立的是社会市场经济，有健全的全民医疗体系、慷慨的社会保障制度、普遍实施几乎免费的大学教育，虽然多年来美国称欧洲实行的是“二流市场经济”，但如今不得不对欧洲刮目相看。
《华尔街日报》1月30日援引一些经济学家的说法认为，温和的资本主义模式使欧洲在危机中的日子比美国好过得多。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罗格夫说，相对美国来说，欧洲因为拥有强大的社会保险体系，所以受到的冲击要小。
美国高盛公司驻伦敦首席经济学家埃里克也表示，美国经济处于增长期时非常强势，但在疲软期时也更加羸弱，欧洲则是在增长期时未必比美国表现得差，但在疲软期时抗压能力无疑更强。
对两种模式此番较量的此消彼长，瑞典《经济》杂志打了个形象的比喻：“美国的资本主义像马，虽然跟得快，却总有失蹄的时候，而且一旦跌跤，后果便非常严重；北欧‘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则像熊，看似笨拙且行动缓慢，但其实非常稳定。”
瑞典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每日新闻》1月30日评论称，无论是目前的世界首富美国，还是未来的世界首富中国，在危机过后都会发现北欧将是他们学习的榜样，因为这里实行的是“管制的资本主义”。
《纽约时报》也曾发表题为“阻止金融危机的瑞典道路”的文章，回顾上世纪90年代初，瑞典在70%金融机构濒临破产、房地产缩水2／3、4年间经济下滑6%的情况下，动用国内生产总值的4%购买那些一息尚存的银行，并为所有银行存款和债权人提供担保，终于平安度过危机的经历。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教授尼尔森在美国和瑞典的公司都工作过。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讲了两件事。
尼尔森说，在美国企业中，有人员调动时，彼此握手、拥抱的一定是朋友、搭档，其他人最多出于礼貌打个招呼；而在瑞典企业，无论某人人缘多么不好，离开时，企业也会安排一系列活动。
另一个例子是，虽然多数美国人能够接受被企业裁员的现实，但他们笑容的背后其实是美国人天性乐观使然；而众所周知，多数瑞典人是不乐观的，甚至一部分人还有抑郁症的倾向，但在被企业裁员时，多数瑞典人也不至于愁眉不展，因为社会还有一套非常完善、慷慨的福利体系。
尼尔森说，从这两个故事中会发现，美国达尔文主义的资本主义模式，按照适者生存的法则，设计出冷冰冰的制度，温情、乐观这样的气氛和情绪要依靠人本身去寻找；而瑞典或者说欧洲大陆实行的资本主义模式，则是建立在“个人是弱势的，是需要扶助的”这个理念之上，所以会把温情、关怀体现在制度之中。
在美国俄亥俄州一所大学政治体系任教30多年的威斯费尔德教授，每年有一半时间呆在妻子的老家瑞典。他一向认为美国经济体制不显示公平和正义，无法为低收入者提供保障，不是一个良性、和谐的社会体系。他说，如果不是必须在美国领取养老金，他早就搬到瑞典去了。
对于很多没机会去欧洲的美国老百姓来说，身边也有一个比较的对象。他们知道加拿大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过去美国人经常嘲讽加拿大人不思进取，但现在，他们开始羡慕这个邻居了。
“资本主义会良心发现吗？”
《泰晤士报》在分析日本出现打造“温情资本主义”呼声的大背景时说，与谢野馨使用的“社会的胜者与败者”这样充满感情的话，反映了日本企业界正竭力保住其作为公民社会爱心支柱的声誉，并想方设法在消减成本的同时表现出温情与责任感。
日本中央及地方政府已经特别针对中小企业被迫停职的职工，建立了“紧急雇用安定补助金”制度，在企业不解雇职工、进行派遣、培训或停职时，政府为其提供4／5的补助金。很多日本企业则将职工视为“类似家人、不可替代的合作伙伴”，尽量不解雇职工。和歌山、滋贺等地还由政府与劳动局、工会、经营者协会签署“为了工作与生活和谐的共同宣言”，誓言建设“工作与生活和谐两立”的企业风气。
日本各政党也积极为职工权益奔走，其中日本共产党行动最为积极。日共中央委员会长志位和夫先后与佳能、五十铃、丰田及日本经团联干部会面，要求各公司停止并撤回大规模裁员计划。《泰晤士报》称，日本社会相当一部分力量已经明显“左转”，这从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的文献越来越多以及马克思主义著作走红中已经显现出来。
在欧洲，政府、商界和民众同样在思考如何在艰难时刻，营造出一个较为温和的资本主义社会大环境。英国工党政府早前宣布，将减少个人税收额度，还富于民。政府勒令大型零售超市必须将汽油和基本食品价格控制在低位，否则将受到惩处。在伦敦、利兹以及曼彻斯特，许多大公司纷纷宣布冻结年薪在3万英镑以上的高收入员工的新年工资涨幅，而较低收入员工仍享有5%的年薪涨幅。
对西方近来出现的“左转”倾向，英国财政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劳斯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这是每逢资本主义出现重大危机时的必然现象，在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及90年代的金融危机当中，都是如此。
克劳斯认为，问题在于，当经济复苏后，温情的措施就自然而然被残酷竞争的机制所替代，资本主义对终极利润的追求仍是整个社会的最高目标。克劳斯认为，从这次金融危机中，西方决策者们或许应当考虑从一贯排斥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吸取一些优点，来跳出资本主义发展的怪圈。
英国《独立报》也质疑说“资本主义会良心发现吗？”“或者这根本就不是其ＤＮＡ的一部分？”文章同时警告称，“这一次，危机是如此严重，如果不进行修正，资本主义或将一文不名。”
专家称应向中国寻找答案
在日本ＪＣＣ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看来，近来西方国家营造温情资本主义环境，并出现所谓的“左转”风潮，并非是几个月的金融危机能就可以决定的偶然现象，而是至少近20年来时代发展的结果。
庚欣认为，20年前苏东剧变后，世界上多数人都认为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开始一统天下。但恐怖袭击和金融危机如两把利剑直插西方社会两肋，使得进入后冷战的人类社会又重新开始重视“公平”等普世价值，那种言必称“效率”，过分强调“本能”的资本主义已不合时宜。
庚欣认为，资本主义国家过去曾以发动战争来转嫁危机，但在今天和平发展的时代主流下，这已不再可能，而只能选择改革。
庚欣说，这次的经济危机很可能将资本主义带入全面改革的调整期；而这次的改革将更多的是不同文明类型、发展水平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等综合力量之间的磨合。
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教授尼尔森认为，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至今，欧洲受影响最小的便是除冰岛以外的北欧地区，这是因为瑞、丹麦、挪威、荷兰等国在设计本国经济模式时，借鉴了很多社会主义的因素，可以说比欧洲大陆资本主义模式走得更远，是介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
说到中国，尼尔森认为，当世界多数国家都把保证经济不衰退作为首要目标时，中国要求的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正值，还是8%这样一个数字，这已经很了不起了。“究竟是什么使中国有如此底气？”尼尔森说，很多国家都应该在中国“保8”的目标前反思一下。
在尼尔森看来，虽然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同样兼具美国与欧洲的优点，既有马一样的快速，也有熊一般的稳定，所以，人们在讨论欧洲温情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应该将目光投向独具特色的中国模式去寻找答案。
重新分配财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