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效防腐败的唯物主义思考
陶文庆
提要：反腐发力有效，腐败高发难绝，须“唯物”的深究腐败原因、思考本源防腐，须更多从“物质存在”上防腐的治本之为
一、防腐力度大，腐败现象多，更须思考本源性防腐
回顾刚刚过去的2014年，中国的反腐败持续加力下“猛药”，巡视反腐威慑常在，出重拳整治“塌方式腐败”，进一步形成了对腐败分子的高压势态，效果明显，得到本国民众高度赞许，在国际上也获颇多好评。
据媒体统计，至12月中旬，已有18万“老虎”、“苍蝇”一起被打，58名副省部级以上官员被查处（此据12月16日《人民日报》微信，几日后又增1名，年底前达59名）。其中，副国级以上官员3人，中央委员3人，包括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这些当年响当当的“人物”。从这里，人们既看到反腐的力度之大，但也能看到腐败现象的多发。
然而，反腐，不仅是为了震慑，更是为了重塑政治生态，有效防范腐败的再发多发。因此，在强力反腐的同时，人们也不能不纵横思考：颇多腐败现象为何难于禁绝？腐败产生的原因究竟何在？如何从本源上防腐？
二、纵观历史，横看现实，官场腐败并非现代才有，也非中国仅见，但都难禁绝
——纵看历史，官场腐败常发，官方反腐霹雳手段不少。
见有学者文指出：论治贪，雍正的招数是“暗遣”钦差大臣，常常突然现身，闪电抄家，即所谓“把贪官追得水尽山穷，叫他子孙后代也做个穷人，方合朕的本意”，雍正因此号称“抄家皇帝”。
但是和洪武帝朱元璋比，雍正还算是“仁慈”的。朱元璋惩治贪污，《草木子》和《明朝小史》有记载，凡贪污白银六十两以上者，一律枭首示众。明初四大案，杀掉官员七八万人，著名的郭桓贪污案，郭与六部侍郎以下的所有官吏一律处死，追赃700万，追到各省，又杀了数万人，“天下中产以上者破产大半”，几乎摧毁了整个官僚系统，造成官员奇缺，除了被迫从国子监生中“突击提干”千余人做官外，那时还有几个奇观，一是允许轻罪官员戴着脚镣与手铐“囚服办公”，公堂之上，一时分不清“孰囚孰官”；二是贪官一旦定为死罪就剥皮（剥皮实草）。——剥下的人皮标本似地塞进稻草糠皮，放在新任官员的座旁，以儆效尤！
但是，封建王朝如此严厉的反腐，并未制止腐败继续，历史上封建王朝的腐败，或者人亡政息，或者上行下效，常常是越到后期，越是无法收拾。也可以说，有诸多王朝正是在官员腐败之中，无可遏制的走向衰败的。
——而横看现实，无论何种社会制度，腐败现象仍颇多，前“腐”后继现象仍是世界性的。
其他国家我们暂且不论。就以中国的情况而言，如上文所引数据：已有18万“老虎”、“苍蝇”被查处。还见有企业家痛陈：“我们日常面临的多是基层行政执法人员，属于老鼠、苍蝇、跳蚤、小贪小腐的那一类。但正是这类直接面对企业的“小鬼”，经常扮演着企业杀手的狠角色。”
可见腐败现象的普遍程度、危害程度。
三、从《别总拿道德说事》说起，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思考腐败与道德的关系，探讨防腐败治本之道
如此多、难于禁绝的腐败行为，原因何在？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本源上有效的防腐？
人们常常说：腐败者道德败坏，这是腐败的直接原因。此言有道理，但是，可能还是不够的。
想到南方朔先生曾有一文：《别总拿道德说事》，今天结合腐败问题读来，颇觉发人深思。南方朔先生说：台大学生曾经搭车不排队，挤得老弱妇孺哀哀乱叫，台大认为是奇耻大辱，于是发起了台大学生自觉道德运动。运动的压力的确使得学生在等公车时排队，但公车一来，排的队立刻大乱，大家还是一拥而上。
南方朔认为：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公车供需的经济问题。公车少，等一班车总要10几20分钟，错过了一班车就会误了很多事，于是拼了命地抢上公车当然成了常态。今天，台湾的交通工具选择已多，坐公车的已少，人们不叫他排队也会排队，这并不是现在的人变得比较有道德，而是整个交通工具的供需关系已经完全改变。
于是，南方朔认为：台大学生搭车不排队、抢位子，表面看当然和道德有关，但实质看，它和道德无关，只是公车供给不足的问题。
这里，南方朔先生说的不无其道理。虽然，搭车不排队、抢位子，也不能说“和道德无关”。是车少，不过若自觉排队，先来先上车，后来后上，也应该是公平合理、井然有序的。有人为了自己不误车，要抢着插队上车，还是只顾自己、不顾别人了。这其中确有德行问题。但车多少的物质条件，对排队可能更重要。
从这个实例可以看出，就人的搭车不排队等不当行为而言，其有“精神”层面、思想意识上的德性因素，也有“物质”上车少的问题。也就是说，精神层面上的德性高低和物质条件上的车辆多少，都与人们搭车排不排队有关联。而如果物质上的问题解决了，比如车辆多，搭车不排队的问题，还是可以更彻底的解决的。
这让人不由想到“唯物主义”主张的“物质第一，精神第二”。就搭车不排队等不当行为解决的办法、因素而言，看来还是“物质第一，精神第二”的。——虽然如果人的德行素质很高，都能顾及别人，也可能有序排队没有或极少插队；但是，若车多，则即便有较多人只顾自己、急于上车，也因为人人皆可及时上车、有座，也就没必要插队抢上车了。
南方朔先生在此文中，还写道：
“柏拉图在《共和国》里谈到正义时曾说了一个经典的比喻故事。在小亚细亚有个古国吕底亚，有个牧羊人叫盖吉士，有次牧羊时大地震动，他掉进了裂洞里，在洞里捡到了一枚戒指，如果他戴了戒指，把戒面朝外，他就会被人看到，如果把戒面朝内，他就可以隐身，别人就看不见他。发现戒指有这种魔力后，他就隐身进了皇宫，诱拐了皇后，后来与皇后合作，杀了皇帝，他自立为王。由于他有戒指，做尽坏事，别人却看不到，于是他遂可以为所欲为。
柏拉图说，秘密乃是违反正义的最大原因，如果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会被人看见，正义对他就没有任何意义。将他的这个故事作现代解释，如果一个政府拥有一个秘密的权力，它就可以在黑箱中为所欲为。”
因此，南方朔先生认为，柏拉图这个故事给人们的启发是：贪腐乃是政府的秘密所造成的。反贪，应该特别强调政府必须透明。把政治的透明列为核心，当政治（包括政治人物的财产、政府的运作和司法）都透明，就不可能有藏污纳垢的黑箱。
南方朔还指出：我们很多时候不是以透明度来思考贪污问题，自古以来，我们是以道德来谈贪污问题。我们认为要防止贪污，就必须提高官吏的道德水准，使他们有一种清廉如水的节操，才可以一介不取，故必须加强政风的建设。这些都是道德性手段，而不是制度性手段。
南方朔先生的这些言论，颇发人深思。如果用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观察，或许我们也应该看出，柏拉图的故事也说明：人的客观存在（即人所处环境、条件），对人的欲念、行为有决定性的作用。——牧羊人主要是因为能隐身，所以才为所欲为、做尽坏事的。如果他不能隐身，他不可能这么坏。因为他不敢，人们不会容忍他变得那么坏。而他即便是一个德行极高、极自觉的人，如果他能隐身，也只是“可能”会不那么坏。因为，“隐身”使得他选择做一个坏人，没有了外来的制约、约束，只能靠个人自觉了。而一个无隐身能力的人，要想做一个坏人，则既有来自外界的、他人的制约，还可以有来自个人的道德自律。
可以看出，从唯物主义主张“存在决定意识”的角度看，道德自律，是来自人内在的观念、精神、意识的主观自律；而来自人的客观存在（其所处境况、条件）的制约，则是客观“存在”对人的意识、行为的外在制约、影响，是他律。因此，可以说，唯物主义的分析告诉我们：主观意识上的道德自律，若与客观的条件环境制约、他律相比，虽然主观自律也需要、重要，也不是没有作用，但还是后者“存在”更为重要，乃至更本源、更有“决定”意义。
因此，从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可能我们要说，腐败的本源性的、“物质基础”上的原因，是社会人文（含历史习俗影响）等环境所形成的体制、机制所造成的。这里的“物质”，也包括人本身的“物质”的存在。而且，人本身的“物质”的存在，这种“物质存在”对人的“意识”的作用，更直接、更近切。——这可能正是腐败从古到今、从中到外，总难禁绝的最大“物质”原因。人自身的“物质”的存在，会使人“自发”的顾及自己，会“胳膊肘向里拐”的自觉不自觉的“虑己”、为己、利己。即便有相当“自律”能力者，也可能由于境况的变化而改变自律程度，过度扩展自己，乃至损人利己。这也是防腐败不能只依靠“自律”，而必须有“他律”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还需要更多的从“物质存在”上防腐的治本之为
如果这样看，防腐败应该做什么？
当然，对腐败打击、震慑仍然是非常需要的。道德性手段，道德的宣教，也是非常必要和必须的。因为，腐败行为是违规违法、损人利己、不得人心的。道德的宣教，除了可以不同程度的提高人的道德自律水平（虽然这种自律也可能会是结合各人的境况“水涨船高，也水落船矮”、有个体性、从众性等特点的）；也大有利于在道义上、舆论上伸张廉洁，有利于在腐败高发环境下反腐败能“邪不压正”。
但是，要长效防范腐败，仅靠道德教化，效果有，却未必是本源性的、彻底的。以必要的制度，例如“透明”、多方有效、有权的监督等等，来防腐败，才是更重要、有效、长效的。
这里对“透明”还想做点探究。
作为透明实例之一，据说澳门监督公车，让这些特殊的车辆车牌上方挂一个白色的“鹅蛋牌”，上写“某某部门”或“某某职务”，特首专车也不例外，市民一看就知车的身份，公车私用就极可能被举报到澳门廉政公署。这可能是管住公车私用的“制度性”的一种“透明”方法。此法内地其实也可参考。
不过，透明，可能未必就是简单的公之于众。让有关方面、特别是专门、专业的监督责任方，能及时、不同程度且含毫无遗漏的“知情”且能审核、追究，也是一种更重要的“透明”。也就是说，“透明”应该包括：专门专业的监督责任方，可以及时的了解情况和审核是否有“猫腻”，并有效制约，不同程度的公之于众。这里，透明是手段，也是最终的结果。而负责任的专门、专业的监督责任方能及时、不同程度且含毫无遗漏的“知情”且能审核、追究，并且将结果于适当时候（可以是最终但必须）公之于众（使“负责任的专门、专业的监督责任方”也受到民众最终的总体的有效监督），才是完整的透明监督。
这里还想再说到一个十分重要的防腐作为：从“物质第一”、“存在决定意识”的角度看，最近见诸媒体的“习近平断然叫停亲属经商企业”之举，可能并不仅仅是“瓜田李下，自避嫌疑”。这也是从“物”上、从“社会存在”的本源上，减少、免除官员为政、用权时的个人、家族的利益羁绊，为官员切实落实“千万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习近平语），提供“物质”上的“保障”。——为官则应自断发财之念、之路，应做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说的“淡看金钱”的“最纯净”的人。这也是从“物质存在”上防腐的治本之为。
要更有效、长效的防腐败，我们可能还需要更多的、这样的从“物质存在”上防腐的治本之为！
陶文庆（文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