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越战争纪实（续）
我在二〇一二年九月写的《抗美援越战争纪实》一文贴在学校离退休处的“话当年”网页上后，引起很多友人们的关注。有几位战友说《纪实》一文史料真实，没有夸大虚构之处。不过我把整个参战过程写得比较简要，少了一些故事情节。一些战友还和我一起回忆了一些具体经历的情景。还有些朋友说，整个《纪实》数千字，却没有写自己的事。对以上的不足，我又查找资料，补充一些参战过程中的情景故事，作为《纪实》一文的补充。
（一）
首先对我炮兵608团何时从酒泉出发，何时从云南麻栗坡边境入越，以及完成援越任务凯旋回国的日期，我们几位战友的回忆略有不同。因为根据当时上级要求，这些都属于军事机密，不能记录和外泄的，我查遍个人保存的资料，也不能确定准确的时间。如入越时间，一九六六年七月十六日我团在云南昆明市郊某处礼堂召开誓师大会。两天后出发，经过3~5天行军到达麻栗坡，那么入越时间应当是一九六六年七月二十四日左右。再如凯旋回国的日期，因有记载，我团三连长魏长才同志和另外两位战友，作为代表，在回国后即赴京参加军委总部召开的会议，即军委六二〇会议。那未从越南安沛撤出阵地由云南河口回国，应当是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三日左右在云南文山，开远休整（一个星期）后，又经过铁路运输（五天），才回到潍坊庄头营房。还有，上一篇纪实中记录的我团在援越过程中牺牲的战友，因当时连队的阵地分散，每次战斗后，战果的确认，伤员的救治都要有个过程，战后的战评活动中多从战斗技术层面进行。战后也仅限在一定范围中通报。上文所列我团牺牲了十四名战友，后经几位战友回忆，反复核对资料，包括到网上查阅，才有了准确的数字，共有十八名战友牺牲并安葬在越南安沛市安平乡朗达抗美援越烈士公墓。 新补充的四名烈士是：张友芳（山东籍）、陈锦荣（江苏张家港籍）、王道温（山东籍）、唐正雍（贵州籍），这个数字是不能不准确的，不然是对不起他们的。我记得在回国前，团里组织举行告别仪式，各连队均派代表到烈士陵园敬献花圈，向他们做了最后告别。
（二）
在上一篇《纪实》中，对于几次激烈战斗叙述，如果详细地写，一次激战就要写数千字，特别是六六年十二月五日的那次对空作战。从上午九时多打到下午三点多，将近六个多小时的激战，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以此做题材单独谋篇，组织个长篇通讯才能详细介绍。所以我在《纪实》中只能简要地描述一下，而尽可能地向朋友们多介绍一些信息。
部队在昆明集结备战时，经过动员，控诉美军对越南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斗志，各连、排、班，纷纷写了决心书、请战书，还有很多同志咬破手指写了血书，向队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真可谓是斗志昂扬，箭在弦上。出征前，部队举行了誓师大会，为指战员做最后的动员。各连表决心这里不多叙述。最后由师副参谋长讲话，因为他的这次讲话还引发了后来在文革中受到批斗。师副参谋长在会上介绍了我师先期入越的三个团英勇战斗的情况以及面临的困难和考验，希望我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他说：“我们每个同志要准备立着进去，躺着出来。”这句话本无太大的原则问题，古人还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大无畏气概，何况我们是革命战士呢，因为这句话，回国后在文革中这位领导受到了批判。说是“长了敌人的威风，灭了自己的志气”。正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显示了极左思潮的可笑、可悲之处，这是后话了。实际上，我们每个人也都做好了为世界和平献身的准备。在从六六年六月初到九月初的三个月中，为了保密，停止和家人的通信，这其中有多少的思念，多少牵挂。我们很多同志悄悄写好一封信，藏在挎背里，这是准备一旦牺牲了，作了遗言寄回家的信。有一位战友，在恢复通讯后第一时间给父母的信中，寄了一张军容整齐的半身像。背面写着“你儿为革命，父母放宽心。”其用意一是让父母亲看到照片，可以放心。二是一旦牺牲，这就作为遗像永远伴随父母了。这位同志因为在战斗中表现出色，被荣记二等功。而我在给哥哥、姐姐的信中则含蓄地说，“我目前正在云南边境执行任务，一切都好，今后父母亲生活要靠你们照应。”大家都是用各种隐瞒的方式来表达当时的心情。
（三）
上面提到三连连长魏长才同志，是一位山东大汉，身材高大魁梧，性格刚毅。部队入越不久，在九月十一日战斗中，敌机向三连阵地投掷燃烧弹和菠萝弹，造成连队的伤亡和损失。魏连长一时怒起，按住电击装置不放，连队的八门火炮一阵齐射，打得敌机狼狈逃窜（有战果）。战后总结时，团首长认为魏连长这次指挥失当，过早暴露我团的实力，消耗弹药过多，不但没有记功表扬，而是让他停职检查。战斗指挥暂由连副指导员代理，该同志毕竟是政工干部。在代理指挥的几次小规模战斗中，没有发挥很好的作用。魏连长在停职期间也深刻反省，认真总结经验教训。一个多月后，团里恢复了他的指挥权。在以后的战斗中，特别是著名的“十二·五”战斗中，魏连长和他的三连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勇猛顽强，打出了军威，三连荣立集体一等功，魏连长个人荣立二等功，他在六七年回国后，和另外二位功臣顾永如（张家港籍）、王文辉（张家港籍）作为我团的代表，出席了中央军委召开的“六二〇”会议，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如今魏连长已经八十高龄，安居在济南市某军休所
（四）
入越时，我担任一营营部书记,每次战斗打响时，都在营指挥所记录各种情况。有时也下连队去体会战斗生活。但阵地上没有我的岗位，却不能直接参加战斗。但我们身处战斗一线，机会总是会有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十一月初，越南北方天气凉爽，那几天安沛地区下了雨，地面湿气很重。二日夜里，我营二连按照团部命令转移阵地。夜里拉炮上山，构筑阵地，挖交通沟，搞伪装等忙了大半夜。三日清晨七时许，敌机来犯。这时阵地所处的山坡上被一层薄雾笼罩，能见度很差，地面上几乎看不清天空。狡猾的敌机利用天气悄悄进入安沛上空。部队进入一等战备后根据气象条件，使用炮瞄雷达跟踪目标。这时侯敌机向二连炮瞄雷达发射“百舌鸟”反雷达导弹。这种导弹可根据雷达电波。准确定位和导航，直接打击我方雷达站，命中率相当高。我部的二、三、五连雷达曾先后遭到袭击，牺牲数人。这枚导弹在二连的雷达，指挥仪之间爆炸，指挥仪测手刘照学同志（张家港籍）被弹片击中，抢救无效，英勇献身。后续敌机跟进，向二连阵地投弹，阵地上好几个炮位出现伤员。一颗子母弹落进了八班的工作位内。班长陆明亮（张家港籍）身负重伤，昏死了过去。醒来后，他坚持指挥，还不断鼓舞战士们英勇战斗。在连领导多次命令下才去包扎救治，战后荣立二等功。指挥仪排长陆裕中同志（南京籍）在激战中牢牢地站在阵地的最高点，沉着指挥器材跟踪目标为连长指挥提供准确数据。我部炮火奋力反击，这时阵地上炮声隆隆，杀敌口号此起彼伏，战斗非常激烈。一营部通往团指挥所和所属各连的电话线路全部中断。营部电话排已将所有的电话员派出抢修线路，情况非常紧急。我也来不及多想和营部侦察排长，杨喜龙同志（南京籍）一起向营长请求前去查线。营长同意后，我立即带着通讯员小白跳出掩体跑向二连，杨也带着一名战士向三连方向奔去。我和小白边跑边查线路，这时战斗仍在继续，炮声，炸弹爆炸声不绝于耳，地面也被震得不停地颤动，途中，我发现了电话断头，没有工具，就用牙齿咬住电线，扯掉胶皮，迅速接通电线，又继续向前跑，十多分钟跑到二连阵地的山坡下，又接通了一处电话线断头。这时，战斗基本结束，只见几名伤员被战友们用床板抬下阵地去急救站，一位伤员喊着口号挣扎着要下来在阵地上打敌人.。我和小白一直查到二连指挥部，确认通往营部的电话恢复，才返回营部复命。这一仗，击落击伤敌机各二架。战后很多表现出色的同志们立了功，我们这三名南京籍战友也各立三等功一次。
（五）
凡是参过军的同志，在复转退伍后，都会将自己的领章帽徽，挎包,水壶，背包带收藏起来。张家港籍战友陈汉明同志至今珍藏着一副背包带。这可不是一副普通的背包带，上面有三颗黄豆大的洞眼，它记录一段难忘的故事。入越做战期间，陈汉明同志在我团五连任炮手。“十二.五”激战中，敌机向五连发动攻击，阵地上和宿舍有好几处中弹起火，也出现了伤忙，战友们都很英勇顽强，和敌机浴血奋战。下午战斗结束后，当他回到宿舍休息时，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原来他们排所住的竹舍中弹起火，很多战友的被子蚊帐都被烧坏，幸亏文书带着人来灭火抢救，否则有可能全部烧毁，他看看自己的背包，只见三颗子母弹的钢珠穿过自己的背包带，又穿过床板，深深钻入泥土中，战后，被烧坏的被子和蚊帐及时更换，唯独这副见证了历史瞬间的背包带一直珍藏到现在。
我所在的兵炮608团一千多个指战员，乃至67师数千官兵，不论是在阵地上拼杀，还是后勤保障人员，也不论立功与否，表现个个都是好样的。为了打击美帝，为了世界和平而奋勇战斗，全体有22个连队，162个班，2769名各个人荣立战功（其中22名为一等功）是入越击落敌机最多的部队，当然也有极个别的人，经不起艰苦环境的考验，在入越期间，也曾发生过违反纪律和怯战的个案，他们理应受到军法处理。这些“负能量”的事例与广大指战员奋勇杀敌，流血牺牲的故事相比是那么的不协调，那样的微不足道，为我们所不齿，不提也罢。
(六)
说起抗美援越，就不能不说中越关系。现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很多人不理解，认为我们支援了不该支援的人。其实，正如某位哲人说过的那样，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况且是在别国的土地上打自己的敌人。广西凭祥的那座关口的名称，解放前称为“镇南关”，解放后改为“睦南关”，后又更名为“友谊关”，这其中原由不言自明。其实叫“镇南关”。镇守南疆之关，更符合历史，现在和将来。这里仅说当时的情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建立起来的“同志加兄弟”关系，在部队入越作战的整个过程中都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广大指战员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入越作战的八项规定”，维护越南人民的利益。因此得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和帮助。确保入越部队顺利完成各项任务。入越后团以上单位都设置“友谊办公室”负责处理两国两军协调工作。营，连单位配有翻译。负责和越方联系和沟通。多数同志还向翻译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越语对话，现在我还记得几句，如召各隆基——同志们好；感莫隆基——谢谢同志;安更——吃饭、 刮松——过河、 宗堆——我们、 买买米——美国飞机；还学唱越南歌曲《解放南方》和《越南中国》。同志们还利用战斗空隙，帮助越南人民种地，盖房，理发，看病等，我援越部队受到越南人民的拥护和爱戴。我因工作需要经常要去团部和连队，途中要过红河，附近没有桥，可能被敌机炸掉了，通常都是有越南船工划着用竹子做的小船摆渡过河。不管什么时间，我们走到渡口只要喊一声：“隆基，刮松”（同志，过河），越南船工都会将我们安全送到对岸。天气热时，还会请我们喝杯茶。“十二五”战斗中，我营部电话员冒着敌机投弹爆炸的危险检查线路来到红河边，正准备武装泅渡，这时负责摆渡的越南大伯冒着敌机空袭,从防空洞中跑出来，拉着我们的电话员上他的渡船安全地送到对岸。战斗结束后，团里友谊办公室人员采访了这位船工，他说：“我叫阮文瀚，年轻时曾是越南游击队员，打过日本和法国侵略者，现在老了。在保卫北方，决胜抗美斗争中只能担负摆渡任务了。你们中国人能来越南帮助我们打美帝，我应该帮你们渡河。平时，只要看到了中国部队击落了飞机，住在阵地山下附近的群众也会自发的砍下几把香蕉，包上几包自家制作的茶叶送到阵地上表示慰问。我们谢绝时，他们放下东西就走。我们立刻去追，一转身就找不到送东西的人了。因为有纪律，只好将送来的东西上交。我亲手就处理过好几次这样的事。六七年春节时，我部驻地所在地——安沛市安平乡政府，还组织人员，挑着几担桔子等水果送到阵地慰问。
（七）
抗美援越战争已经过去近五十年了。岁月的流逝冲淡了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记忆，唯独我们这些亲身经历过这场战争的老兵们。我们可以忘记过去的功过是非，忘记荣辱，却永远不会忘记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战友。他们牺牲时，年仅二十岁左右，是那样青春有活力。就像现在的90后。可是，就在他们怀着美丽的梦想的时候，战争夺取了他们的生命，永远的离开了我们。虽然“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可那是他乡异国啊！每当清明，我们为已故亲人祭拜扫墓之时。我们为不能为之祭扫而遗憾。我多方查找资料，搜寻在国内是否有一座纪念抗美援越而牺牲的烈士的纪念碑，唯独没有一座抗美援越烈士纪念碑。于是，我就产生了一个梦想。在不久的将来，在国内的各地方，如在当年处于抗美援越斗争中重要位置的广西凭祥，云南河口，麻栗坡等地，建造一座抗美援越烈士纪念碑。上面刻着1440名为了世界和平，为抗美援越而牺牲的烈士英名。让烈士的英魂回到祖国，让他们的亲属和战友有个祭拜的地方。（现在为了为他们扫墓，是那样的遥远和不方便）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实现这个梦想，在这里做一个呼吁吧。如果有一天，某一位有影响的人物，振臂一呼，引起高层注意，或通过全国人大立个提案。但愿在我们有生之年能看到这座纪念碑的建立，到时我一定会到碑前做祭拜的！
刘树铭
二0一四年五月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