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托克维尔曲线”与变革之基
文磬
【要点：观法国革命、慈禧新政、前苏改革，可见体制内改良不力，会促激变；察“托克维尔曲线”革命与“光荣革命”，差异在利益、理念认同；社会变革要设计乃至顶层设计，但更需关注调节利益驱动和尽可能广泛的提高理念认同；无论体制内改革，还是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都需要与当时生产力（含人这最重要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其为基础。
西方当今的民主普选、执政轮替制度，有反独裁专制、反映合理民意以及执政竞争所产生的对执政者的制约机制之“利”；但也有为多顾眼前、少顾全面的民意乃至民粹所挟持，为朝野轮替“为反对而反对”的无谓政争所拖累之“弊”。】
近日在网上读到《托克维尔曲线》一文，颇有感慨。此将所感试述如下：
（一）
该文将法国革命和慈禧新政做了比较分析，认为：慈禧太后与路易十六导演的改革悲剧，如出一辙。指出《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托克维尔曾经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下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而慈禧也想、并开始了新政改革，但还是激发、引起了辛亥革命。中国晚清也有与法国革命前相似的一点：慈禧迟到的改革，再一次演变成了对其统治的送葬。
而观法国革命、慈禧新政，还能使人想到前苏改革，那也是不到位、错位的改革，大概也可说是，其也促发了苏联的剧变。
这“接二连三”的历史性相似，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这启示或可表述如下：
在当权者已经在口头和实际上进行不同程度的“改革”时，也是在不同程度的否定自己，在宣布和实施：要挖自己的旧的“墙角”，要建新的“墙体”。这本身有利于旧的基础解体和建立新的体制，但也是在承认新的变革的必要、合理，乃至也在给否定自己的力量添劲。其有利于培养新兴的社会力量，促使原有统治基础逐步解体，但也使旧制度的残余和旧势力，较之往日更加引起世人鄙视、憎恨。而体制内的变革、改良，较温和，可能会有退让而不容易彻底，很可能会一时乃至多时达不到既定目标；并可能为仍维护旧体制的歪嘴和尚有意错念经、钻空子，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这会更增加人们对旧体制的憎恶，从而可能促进了激变、剧变。
也就是说，改革，如果不及时、到位，反而会使旧制度及其基础更不稳，更脆弱。法国革命、慈禧新政、前苏改革，为何促发了革命、剧变？或许原因就在此。
这提醒了人们，改革，是要及时、到位，进行到底的。否则，将可能更快地解构旧体制，并更快的促发本来未必火山爆发式的“革命”性的激变、巨变。
（二）
《托克维尔曲线》一文还涉及一新提法：“托克维尔曲线”。其指出，法国大革命表面上是摧毁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但在托克维尔看来，官僚制度在大革命前已经开始，革命不仅没有打断这一过程，反而是以表面摧毁的方式最终完成了这一历史过程——几年过后，在1789年消失的、旧制度下的法律和政治惯例又出现了，就像一条河流悄然演变成暗河，流经之地没多远，暗流就又重新出现，然后用老水冲刷新鞋一样。这是一条奇怪的历史曲线，有学者称之为“托克维尔曲线”。
这让人还想到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革命”或变革、改革，其中还有不少是：“托克维尔曲线”式的“革命”或变革、改革，即：革命或改革、变革，似乎摧毁了的旧的体制，几年或若干年过后，消失的、旧制度下的很多观念、现象和惯例又出现，……
这让人不由要寻思，还有没有比“托克维尔曲线”式的“革命”成功的“革命”或变革、改革？
应该说，在历史上这样的社会变革、改革、革命，是有的。英国“光荣革命”等变革就是，或许中国的商鞅变法等也是。
英国“光荣革命”，是一场废黜保守的封建专制政体的不流血的革命。实质上是资产阶级新贵族争取权利的体制变革，其颁布《权利法案》，以明确的法律条文限制国王的权利，保障议会的财权，行政权。议会权利逐渐超过国王权利，国王处于＂统而不治＂的地位；确立代议制，实行议会改革；实行责任内阁制。英国从此逐渐建立起君主立宪制。这是一场此后较少曲折、非“曲线革命”、相当成功的社会变革。
中国的商鞅变法，之所以能人亡而政不息，应该是其以峻法为基础的奖励耕战的体制，合于上层统治阶级利益，也对民众有利，适应了当时的生产力（含最重要的生产力人）的发展水平，适应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虽然，其未必“民主”，甚至还很专制。
比较“光荣革命”等变革，其变革与“托克维尔曲线”式的革命的不同，或许正在于：这种变革的基础足够深厚，变革前社会的相关方面对变革的核心内容，已有相当足够的利益、理念的认同。以光荣革命为例，英国等西方国家，历史上就有城邦民主、奴隶主民主的理念传统，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工商富人阶层已足够强大，早已从利益上有参政的需要、必要和实力。
比较“托克维尔曲线”式的“革命”与“光荣革命”等变革，其启示或许可以说是：变革虽然需要有先进的理念和制度设计（含“顶层设计”）与大力的推行，但如果没有必要的制度基础（人的理念的普遍提高、形成，利益驱使及理念的认同等等），那革命、改革、新政等等，都可能走回头路，还会走出一条“托克维尔曲线”。
（三）
纵观社会体制演进历史，人们应该还会感悟到，作为社会改革中心内容之一的民主体制，在欧洲，是早有历史传统的。但从城邦民主、奴隶主民主到富人的民主，再到今天的普选式民主，其实是在从少数人的民主逐步走向较多、更多人的民主的。西方十分推崇的其“民主”体制，也是从其历史上早就有的民主（反君主个人独裁专制）理念，逐步走向顾及少数贵族、富人，再及较多的中产阶级乃至普通民众的。这其中经历了颇长的年代。(还可以说，西方当今的民主普选、执政轮替制度，有反独裁专制、反映合理民意以及执政竞争所产生的对执政者的制约机制之“利”；但也有为多顾眼前、少顾全面的民意乃至民粹所挟持，为朝野轮替“为反对而反对”的无谓政争所拖累之“弊”。）
同时，应该看到，社会体制的革新，要比较成功、变革之后少曲折，利益、理念认同，是最重要的基础。无论体制内改革，还是推翻旧体制的革命，都需要与当时生产力（含人这最重要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相适应，以其为基础。
因此，对于改革而言，关注并调节其中的利益驱动力大小，切实提高尽可能广的人们的理念认同（虽然这一提高过程可能会较长、最费周折，但积极主动的去“提高”，必会大大缩短其时程）。而这一基础的构建，可能会成为保障变革成功并长期稳定施行的一大关键。
想到张维迎教授曾说过的一段话：悲观主义者认为，改革就要触动既得利益，但既得利益者就是现在有权势的人，他们怎么可能有积极性改革呢?但是，历史上的好多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推动的，好多成功的变革都是既得利益者所为。
那么，“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推动变革？”张教授指出其首要原因是：他们有了新的理念。大家不要以为人的行为都是受利益支配的。大卫·休谟在200多年前就讲过，尽管人是由利益支配的，但利益本身以及人类的所有事务，是由观念支配的。纵观历史，几乎所有伟大的变革都是由观念的变化引起的。也就是说，你有什么信仰，这非常重要。当年共产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主要是旧体制下“既得利益”家庭出生的人。不要以为他们是被压迫阶级，所以才革命，不是这么回事。他们闹革命是因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新的理念。
可见，尽可能广泛的提高理念认同，提高“官智”和“民智”，提高“人”这最重要的生产力的水平，使之与改革相适应，对于推行改革，还是非常重要乃至极为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