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红军长征80周年。长征途中，我们那么多红军战士牺牲在雪山草地，我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要不是战争，他们不会冻死、饿死、失去年轻的生命，不由想把积压在内心深处的那种痛与恨抒发出来，让家里的后人了解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带来的毁灭性破坏。

    母亲离开我们业有二十六个年头了，可对她老人家的思念越发浓烈，我很快就是70的人了，总觉得母亲曾经给我们讲过的那些事不记下来，怕是后悔莫及的遗憾。

    从我记事以来，就不知大舅和二舅长得什么样子，可是他们的遭遇通过母亲的口述，使我了解到母亲为什么痛恨日本人的其中一个理由。母亲上面有二个哥哥，也就是我的大舅和二舅。二舅很小的时候过继给姑奶奶做儿子，可是二舅想外婆，常常乘姑奶奶搓麻将的档口就跑回家，有一天他回来见外婆煎鸡蛋给三舅吃，没有给他吃，生气地转身就跑到我的舅外公家去哭诉了一番后就离去了，再也没有踏回家门一步。

    大舅过二十岁生日的那一天早上，他十分高兴，剃了小平头，穿上了外婆为他缝制的蓝色长布衫和小圆口黑布鞋，要到街上去逛逛，外公说：“外面很乱，还是安安生生地呆在家里吧。”可是大舅没有听外公的话，还是出去了，直到晚上也没回来，外公出去找，空手回来，还是邻居跑来告诉外婆，他看见大舅被鬼子带走了，外公便对全家人说：“我们跑吧，这个家保不住了。”于是全家匆匆地离开了珠江路的大宅门，踏上了“跑反”的颠沛流离之路。母亲明年应该是九十九岁，二个舅舅都是过百的人了，三舅从朝鲜回来，通过民政部门查找，一无结果，自然他们以后的结局也无从知晓了，可是母亲在最后的二、三年里总在唠叨，希望能找到大舅和二舅，这正是：割不断的手足情，打断了骨头还连着筋。

   在我们姊妹中，我排行老大，可是我却是母亲的第八个孩子，我的上面有七个哥哥，大哥如活着，也该是八十开外的人了，可惜他们没有一个生存下来，母亲告诉我，他们的离世无非二个原因：一是封建思想的作祟，哥哥们生病了，发烧烧成肺炎，我的亲生父亲要带哥哥去医院看西医，可是在家里具有绝对权威的爷爷坚决不同意，坚持要去寺庙烧香拜佛，用香灰冲水喝，结果误了一个个鲜活的小生灵，母亲也哭伤了眼睛；二是小日本的作孽，当时怀孕的母亲被爷爷从上海送回到南京娘家，上海的二位老人因战乱，担心应付不了即将临盆的母亲。

    由于大舅被鬼子抓走以后，外公便带着一大家子七口人往苏北“跑反”了。为了躲避鬼子的飞机轰炸，外公和另外三家合起来雇了二艘大木船，白天隐蔽在芦苇荡里，夜晚行船，吃不好，睡不好，整天提心吊胆。但是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原来母亲要生了，外公用毛巾让母亲咬住，不让喊出声来，外婆接生，一家人忙得又紧张又喜欢，要迎接一个新的生命的到来，“是个男的！”五姨刚说出口，只见外公一个箭步上前，就把这个哥哥抢了过去，马上用双手紧紧掐住哥哥的脖子，没容他哭一声，就让他离开了这个世界，然后用二个瓦罐包裹起来，扔到河里去了，母亲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却不敢哭出声来，唯恐哭声引来鬼子的飞机，那就是四大家子的几十条人命啊！唉！亲爱的哥哥，你千万不要责怪外公的狠心啊！他是在舍小家，保大家。这是母亲为什么痛恨日本人的其中另一个理由。

    在“跑反”途中，母亲他们难得吃顿饱饭。有一次，外公好不容易用旧衣服换了点米，用石头支起铁锅，用捡来的柴火，在一块旷地烧饭；不一会儿闻到饭香了，三舅和几个姨拿着饭碗，围着锅灶等着吃上这口热饭，这时警报响了，外公马上催促全家快跑，可是大家饿了好几顿了，谁也不肯挪步，外公毫不犹豫地让外婆拽着五姨和六姨，他自己用二根支撑蚊帐的细竹竿，挑起二个包着全家人衣物大包袱就走，其他人拿着饭碗跟在后面，一走一回头，依依不舍那锅散发着喷喷香的熟米饭，没走多远，竹竿断了，敌机的声音已经逼近了，外公扔下包袱，喊道：“不要了，快跑！逃命要紧！”话音刚落，敌机已经从头顶掠过，扔下一连串炸弹，母亲他们趴在地上回头看，那锅和饭都上了天。好庆幸哦！多亏了紧急关头外公的果断，否则今天这篇文章就不会出现在读者的面前了。

    几位姨娘都说母亲最像外婆，贤惠、善良、勤快、能吃苦，爱干净，也许是血脉的缘故，虽然从未谋面，但我很想念她。

    经过一路的颠簸，一路的担惊受怕，一大家子好不容易落脚在兴化的难民所里，母亲讲述了当时难民所里的情景和我们在电影或电视剧里所展现的情景差不多。在难民所里的日子并不好过，因为难民越来越多，超出了当地慈善机构的接待能力。母亲告诉我，大姨婆家的二表舅在国民党任高官，骑着匹马来看他的小姨娘，我的外婆，没说多话，让手下丢下一袋米，就离去了，直到他在台湾病逝，母亲再也没见过这位从小一起长大的二表弟；在新四军的三表舅和四表舅都来看望过外婆和他们的表姊妹，可是他们当时的境况也无能为力解决这一大家子的安居问题，解放后每当我们聚在一起时，三表舅总要表示他的歉意，当时没办法帮我们家，把小姨娘留在了兴化。在兴化的日子里，外公靠钓鱼，二姨靠卖零烟，三舅靠給人家写书信、对联，母亲和外婆靠給人家做针线活换粮食，维持全家的生计，虽然日子过得不易，但一家人在一起有着一家人的温暖。没想到那年兴化遭遇大旱，母亲说当时河底都龟裂了，找不到水。很多人病了，死了，到后来死的越来越多，连往外抬的人都难找了；外婆没能逃脱这场瘟疫，又吐又泄，倒下了，可没钱看医生，又难找到水，母亲又急又难过得不知如何是好，听人说儿女的骨肉能救，于是母亲用剪刀剪下了右手臂上的一块肉，熬了一口汤，让外婆喝下；从得病到外婆咽气仅仅三天，全家人仅存的那一丝丝温暖被外婆彻底地带走了，外公一下子没有了精气神；更让人心碎的是，年仅二岁的六姨爬到躺在地上门板上冰冷的外婆身上，用小手去掀开外婆的衣服，要吃奶。外婆去世后，外公再也不愿意呆在这个让他伤心，后悔终身的地方——兴化，举家返回南京，住在芦席营，当时的芦席营荒凉不堪，那里的家却成了三表舅常派人来获取情报的一个地下联络点。要不是日本鬼子的入侵，要不是这场战争，“跑反”逃难不会发生在我们家，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外婆和兄长不会“客死他乡”，大舅不会失踪，六姨不会被送人......

    从踏上“跑反”之途的那一天起，外婆不断地做布鞋，全家每人必须身有二双鞋，用布条牢牢绑在身上，理由再简单不过了，穿着鞋跑起来快，不会被扎脚。母亲告诉我，外婆反复强调，你们身上值钱的，不值钱的都可以扔掉，但鞋子不能扔，那是逃命用的。全家七口人，至少要做十四双鞋，纳鞋底，做鞋帮，上鞋子，千针万线的辛苦倾注了外婆的爱心，体现了外婆的无奈，耗尽了外婆的心血，熬尽了外婆的健康；

    迄今，每天晚上上床就寝，脱鞋时我总会登下鞋子，用脚弄整齐，早上起来一下床，双脚正好穿进鞋子里，这个习惯自小就是被母亲“压”、“教”出来的，也是外婆在“跑反”中把母亲他们姊妹几个训练出来的，因为别人家的孩子穿着鞋子睡觉，警报响了，下了床就能跑，而外婆则认为孩子穿着鞋子会睡不好觉，睡不好觉就会跑不动，用她这种脱鞋和摆鞋方法居然跑的效果不比别的孩子差。我们小时候，母亲都是看好我们把鞋放好，睡下来了，才回房去睡觉。这可能是战争给母亲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

    听了母亲讲述的许多家事，特别是我们这个家族在抗日战争中遭受的苦难正是中国人民在这场战争中的真实写照，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坚决反对战争，反对恐怖，坚决维护和平，以告慰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