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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6-12-22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办起来了。这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产业吗?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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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6-12-26
采访对象：王燕生，1951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5月11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
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
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 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５
“近平真是个好后生”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 近平教我写名字 ”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高小梅：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采访组：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高小梅：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指开山用的炸药)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猫冬”(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不想上山去受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陕北谚语，这隐含的意思是：集体富裕了，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忙忙叨叨的，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的我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卯足了劲头干。他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了。”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采访组：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高小梅：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 近平让我当队长 ”
采访组：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武刚文：是的!
采访组：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武刚文：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三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采访组：什么麻烦?
武刚文：有一天，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让?”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三年。放羊我干得也挺好，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采访组：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武刚文：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大家考虑。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我还当。
“ 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
采访组：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采访组：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三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派饭：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平吃得可香了。
“ 可把近平急坏了”
采访组：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又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采访组：后来怎么样了?
赵福有：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 近平帮我找猪 ”
采访组：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
赵秀全：近平给我上过课，也在我家吃过饭。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是近平帮我找猪。
有一天，我在喂猪之前，先清一清猪圈，就把猪放出来了，等清完猪圈，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我就松心（陕北方言，疏忽）了，我想，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它自己就回去了。结果，这家伙趁机就跑了！
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一看，猪咋没了？急得我呀，把盆子往地上一撂，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一边找一边骂：“这缺德的猪，你要是丢了，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找了一圈，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这么大个村子，这么多山，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我咋也找不到了。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
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刚到家门口，我一看，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没跑成嘛，它心里可能也气。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你咋不把猪圈好嘛！”
我说：“哎呀，我没留神，就让它跑了。近平，你咋找到的这猪？”
近平说：“我一看这猪，就是你喂的那只，就给你赶回来了。你咋不看好嘛？猪要圈好，可不能让它随便跑。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可不敢粗心大意！”
我连声答应：“是！是！”
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一是他说的在理，我应该接受；二是猪找回来了，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
“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
采访组：您好，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勋功：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一有时间，总跟他拉话。有时候，近平也在我家吃饭。
近平来了以后，经常组织我们开会，还办夜校，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还有唱歌、跳舞，我们都很感兴趣，一听说近平开会，都赶紧过去。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讲路线教育，讲咱农村的这些事，特别实在，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除此之外，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也没吃到什么好的。近平干活很能吃苦，和我们干一样的活，比我们还下力气。
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送他。我们也不想他走，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当时我们都觉得，近平是个好后生，都不舍得他走。他在我们赵家河，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打坝、修梯田、开会、办夜校，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直到今天，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
“ 近平帮老汉拉车 ”
采访组：赵胜利同志，您好！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蹲点”期间，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一起相处了几个月。请您讲一讲，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
赵胜利：1973年，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劳动非常积极，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群众反映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于是，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蹲点”（指驻扎在生产队主持工作），负责路线教育工作。
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大约是三四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他来的时候，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同志们好，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我叫习近平。”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就这样，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
采访组：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赵胜利：开始，我们跟他还不太熟，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
近平来之前，我们村上开会，搞社教，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那些政治啊，口号啊，路线啊，斗争啊，批判啊……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社员们对“社教”都没兴趣，去“受教育”的时候也东拉西扯，不认真听。两三百人，一乱起来，会就没法开了。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大家好好听啊！别瞌睡了！别在下面开小会！”但是这也没什么用，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自从近平来了，只要他开会搞社教，大家都准时去，会上秩序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当时，我们队里有个“俏皮话大王”叫任厚成，他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意思是“听傻了，听呆了”，形容人听的时候投入、忘我的状态）”
采访组：这是为什么呢？
赵胜利：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了解。他搞路线教育，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喊口号，而是寓教于乐，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而且他说的话题，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
近平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当时我们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
我们村里的社员，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那时交通不便，村里人甚至到镇上、县上的次数都不多，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
同时，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有什么国家，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气候情况、地理环境……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他都能说给大家听。
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水门事件”，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水门”是啥，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美国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一晚上讲不完，近平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还有一次，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三笑》的电影讲给我们听。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但是他看了以后，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讲得又生动，又有趣。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政治常识、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文化艺术，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那时候，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讲课”，跟他拉话，和他交流，学政治，学文化，学文艺，读书，看报。从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战天斗地”；晚上开会，聊得热火朝天，大家笑声不断。散会以后，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说说劳动的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经常拉到深夜。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基建、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
赵胜利：是的。作为驻村“蹲点”的社教干部，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领导社员生产建设。
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都安排，都领导，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来了以后，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神车沟。这个山沟，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增加土地；另一部分社员反对，认为打坝不妥。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探讨这个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说：“打坝行不通，一到夏天，山洪如果下来，就把庄稼都淹了。损失怎么办？”有的说：“洪水如果不来，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不打这个坝，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我和老书记赞成干，很多人不赞成干，大家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就问他：“近平，你是什么看法？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近平说：“应该打。”
一锤定音，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第二天，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打好了坝，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近百亩的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现在，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知青林”的故事。
赵胜利：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组织全县各公社、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当时，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一人扛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开会、学习。中午吃完饭，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种好树，浇了水，大家各回各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风吹起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铺天盖地的，很有气势。那里的景色很美，特别是金秋时节，就像一幅油画，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多望上几眼。
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像政治教育、办扫盲学习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生产、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非常有计划性，一件接一件地干，在他回梁家河之前，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所以，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看起来非常短暂，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
采访组：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你。”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 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３
“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6-12-22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办起来了。这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产业吗?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
4
“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6-12-26
采访对象：王燕生，1951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5月11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
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
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 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５
“近平真是个好后生”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 近平教我写名字 ”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高小梅：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采访组：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高小梅：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指开山用的炸药)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猫冬”(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不想上山去受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陕北谚语，这隐含的意思是：集体富裕了，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忙忙叨叨的，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的我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卯足了劲头干。他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了。”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采访组：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高小梅：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 近平让我当队长 ”
采访组：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武刚文：是的!
采访组：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武刚文：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三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采访组：什么麻烦?
武刚文：有一天，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让?”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三年。放羊我干得也挺好，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采访组：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武刚文：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大家考虑。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我还当。
“ 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
采访组：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采访组：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三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派饭：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平吃得可香了。
“ 可把近平急坏了”
采访组：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又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采访组：后来怎么样了?
赵福有：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 近平帮我找猪 ”
采访组：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
赵秀全：近平给我上过课，也在我家吃过饭。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是近平帮我找猪。
有一天，我在喂猪之前，先清一清猪圈，就把猪放出来了，等清完猪圈，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我就松心（陕北方言，疏忽）了，我想，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它自己就回去了。结果，这家伙趁机就跑了！
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一看，猪咋没了？急得我呀，把盆子往地上一撂，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一边找一边骂：“这缺德的猪，你要是丢了，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找了一圈，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这么大个村子，这么多山，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我咋也找不到了。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
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刚到家门口，我一看，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没跑成嘛，它心里可能也气。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你咋不把猪圈好嘛！”
我说：“哎呀，我没留神，就让它跑了。近平，你咋找到的这猪？”
近平说：“我一看这猪，就是你喂的那只，就给你赶回来了。你咋不看好嘛？猪要圈好，可不能让它随便跑。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可不敢粗心大意！”
我连声答应：“是！是！”
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一是他说的在理，我应该接受；二是猪找回来了，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
“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
采访组：您好，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勋功：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一有时间，总跟他拉话。有时候，近平也在我家吃饭。
近平来了以后，经常组织我们开会，还办夜校，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还有唱歌、跳舞，我们都很感兴趣，一听说近平开会，都赶紧过去。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讲路线教育，讲咱农村的这些事，特别实在，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除此之外，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也没吃到什么好的。近平干活很能吃苦，和我们干一样的活，比我们还下力气。
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送他。我们也不想他走，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当时我们都觉得，近平是个好后生，都不舍得他走。他在我们赵家河，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打坝、修梯田、开会、办夜校，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直到今天，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
“ 近平帮老汉拉车 ”
采访组：赵胜利同志，您好！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蹲点”期间，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一起相处了几个月。请您讲一讲，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
赵胜利：1973年，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劳动非常积极，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群众反映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于是，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蹲点”（指驻扎在生产队主持工作），负责路线教育工作。
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大约是三四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他来的时候，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同志们好，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我叫习近平。”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就这样，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
采访组：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赵胜利：开始，我们跟他还不太熟，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
近平来之前，我们村上开会，搞社教，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那些政治啊，口号啊，路线啊，斗争啊，批判啊……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社员们对“社教”都没兴趣，去“受教育”的时候也东拉西扯，不认真听。两三百人，一乱起来，会就没法开了。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大家好好听啊！别瞌睡了！别在下面开小会！”但是这也没什么用，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自从近平来了，只要他开会搞社教，大家都准时去，会上秩序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当时，我们队里有个“俏皮话大王”叫任厚成，他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意思是“听傻了，听呆了”，形容人听的时候投入、忘我的状态）”
采访组：这是为什么呢？
赵胜利：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了解。他搞路线教育，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喊口号，而是寓教于乐，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而且他说的话题，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
近平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当时我们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
我们村里的社员，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那时交通不便，村里人甚至到镇上、县上的次数都不多，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
同时，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有什么国家，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气候情况、地理环境……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他都能说给大家听。
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水门事件”，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水门”是啥，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美国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一晚上讲不完，近平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还有一次，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三笑》的电影讲给我们听。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但是他看了以后，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讲得又生动，又有趣。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政治常识、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文化艺术，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那时候，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讲课”，跟他拉话，和他交流，学政治，学文化，学文艺，读书，看报。从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战天斗地”；晚上开会，聊得热火朝天，大家笑声不断。散会以后，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说说劳动的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经常拉到深夜。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基建、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
赵胜利：是的。作为驻村“蹲点”的社教干部，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领导社员生产建设。
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都安排，都领导，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来了以后，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神车沟。这个山沟，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增加土地；另一部分社员反对，认为打坝不妥。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探讨这个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说：“打坝行不通，一到夏天，山洪如果下来，就把庄稼都淹了。损失怎么办？”有的说：“洪水如果不来，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不打这个坝，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我和老书记赞成干，很多人不赞成干，大家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就问他：“近平，你是什么看法？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近平说：“应该打。”
一锤定音，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第二天，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打好了坝，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近百亩的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现在，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知青林”的故事。
赵胜利：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组织全县各公社、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当时，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一人扛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开会、学习。中午吃完饭，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种好树，浇了水，大家各回各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风吹起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铺天盖地的，很有气势。那里的景色很美，特别是金秋时节，就像一幅油画，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多望上几眼。
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像政治教育、办扫盲学习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生产、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非常有计划性，一件接一件地干，在他回梁家河之前，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所以，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看起来非常短暂，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
采访组：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你。”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３
“群众需要什么，近平就干什么”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6-12-22
采访对象：石春阳(小名：随娃)，梁家河村民，1954年生。1975年10月习近平离开梁家河后，石春阳接任村党支部书记。2016年，任大梁家河党总支部书记。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
采访组：石春阳同志，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期间，您曾和他一起劳动，他离开梁家河后，您接任了村支书。请问您最初认识习近平是什么时候?
石春阳：1969年1月，我到文安驿公社接北京知青。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近平。
当时，梁家河派了十几个年轻力壮的社员去接知青。怕人手不够，我们还牵了毛驴，帮着驮行李。知青们的行李有铺盖卷，有箱子，我们轮流帮着拿行李，你拿一气儿，我拿一气儿，几十个人，浩浩荡荡地就回到村里来了。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梁家河村一共来了十五名北京知青，十一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当时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是一队的地方，分来五名男知青，四名女知青;近平和其余五名男知青在后面的二队。村里当时安排我父亲给二队的知青做饭。
采访组：他们是从首都北京来的知识青年，能适应农村生活吗?
石春阳：最初很难适应。近平他们这些知识青年，从小就生活在首都北京，接触的人多，见的世面广，到了我们这个穷山沟里，住土窑洞，干农活，面朝黄土背朝天，和我们这些大字不识的农民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肯定不习惯。在农村，吃得很差，吃不惯也吃不饱。上很脏的茅厕，冬天冷，冻屁股，夏天臭气熏天，苍蝇蚊子骚扰不断。睡觉也是挺作难的一件事，几个知青躺成一排，挤在一个炕头上。这么艰苦的生活，这么大的落差，要说一下子就适应了，显然不太现实。
我们农民就是黄土地里生长的，在黄土地里种粮食吃、挖窑洞住，所以身上总是沾满黄土，根本就不在意。我们村里这些年轻人，跟北京知青混熟了，就经常跑到他们窑洞里去串门，进了窑洞，就往炕上一坐，身上的黄土弄得被褥和枕头上都是。有些个人卫生特别差的，人一上炕，虱子也上炕了。
近平每天下地干活，经常一身黄土，慢慢也就习惯了。他以前在北京生活，没被虱子咬过，刚来梁家河的时候腿上经常被虱子咬得红肿一大片，奇痒无比，他经常挠，后来都挠得流脓流血。在地里劳动时，大家都把裤腿挽起来，我就看到他的小腿上到处都是被虱子咬的红疙瘩，有的刚刚结痂，有的痂被挠掉，还往外渗着血。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就不怕虱子了，像我们农村人一样，对虱子的毒素产生了抵抗力，就算被虱子咬了，红肿也没那么严重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村里人也越来越熟悉了吧?请您谈谈他平时生活和劳动的情况。
石春阳：近平没过多久就适应了陕北农村的生活。两年后，大多数北京知青返城了，近平却几乎和我们成了一家人。无论是老汉、后生、娃娃、婆姨，他都能跟大家聊到一块儿去。
近平不但见多识广、知识丰富，而且性格很随和，说话既不偏激，也不保守，非常实在，所以我们特别喜欢跟他拉话。特别是晚上，我们年轻人经常到他住的窑洞去串门。他给我们讲北京，讲中国，讲世界，讲很多我们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事，开阔了我们这些山里人的眼界。他喜欢看书，而我们村里人大多不识字，他就经常给我们讲书本上的知识，让我们对读书识字产生了浓厚兴趣。
近平也不光是给我们讲，他也向我们打听农村的情况，农活怎么干，庄稼怎么种，村里各方面情况他都问得很细，我们也都乐于给他讲。
在劳动方面，近平非常下力气。知青们刚开始干活不行，每天给他们记6分工。近平干活不惜力，从挣6分，到挣7分、8分、9分、10分……10分是一个农村壮劳力一天的工分。
近平因为劳动突出，跟社员群众关系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发现他能力强，就派他到赵家河去搞了半年多的社教。他回到梁家河不久，就当了我们村的党支部书记。
采访组：村里当时为什么推举习近平当党支部书记?
石春阳：我觉得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原因。
他有文化，有思想，有主意，头脑灵活。当时我们村里识字的人不多，需要一个有文化的人来主持事情，所以就选了近平当书记。
他劳动非常下力气，和我们农村的壮劳力能干一样的活儿。那个年代，领导干部必须要吃苦在前，近平在平时劳动的时候，干的比我们社员还要多。这样的人当干部，能让大家信服。
他和我们村里人相处得非常好，感情非常融洽，群众基础非常好，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拉话，他说啥我们都愿意听。
近平敢担当，能做事，总是为村里着想。在当村支书之前，他就对村里有很多规划和想法。打坝、修梯田、打井，增加粮食产量，这些他一直都在考虑，都在和社员交流。当时村里一些老年人比较保守，对新鲜事物比较抵触。近平给他们做思想工作，容易说服他们，能把队伍带好。
他在搞社教期间处理赵家河村里的大事小事，积累了一定的工作经验。
另外，他是北京知青，在我们农村各个姓氏、各个家族中间能保持中立，做到公平公正，不会偏袒谁，大家都信任他。
近平当时也非常愿意担任村支书这个职务，虽然很苦很累，但他不在乎，他真心实意想为梁家河做一些事情。
采访组：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当村支书以后都做了哪些事情?
石春阳：近平上任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办沼气。他到四川绵阳去考察学习建设沼气池的技术，回来以后结合我们延川当地的气候进行研究、施工。他在知青住的院子旁边挖了一个沼气坑，用水泥打成池子。虽经历了一些挫折，但沼气池最终办成了，解决了我们这个地方缺柴烧的问题。
沼气普及以后，梁家河点燃了陕北第一盏沼气灯，我们做饭、照明都可以用沼气，沼气池里清出来的肥料，还可以给庄稼上肥，一举多得。
近平在我们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他发现我们村里有的社员有打铁的手艺，就盖了一间打铁的小“车间”，让铁匠打铁做农具，铁匠能挣工分。社员需要农具，不用跑到县上，直接到铁业社来就可以了。这样就解决了村里农具的需求问题，方便了群众。
近平还给我们村办了一个代销点。我们到文安驿公社去一趟，一来一回七十多里地，大路小路，要走一天时间。哪怕去打一桶煤油，也要天亮了就出发，到文安驿买了油，吃口饭，休息一下，再回到梁家河，太阳就快落山了，不走快一点，晚饭都赶不上。
近平召集我们村里人开会说：“咱村里人去买个东西，要走一天，这太不方便了。像煤油这种必需品，我们完全可以把文安驿供销社的东西拿一部分回来，在村上统一销售，我们再按单子定期跟他们结账。”村里人一听，觉得这确实是个好办法：一两个人拉着毛驴去文安驿公社驮回来一些日用品，就免去了村里那么多人来回奔波。这件事越早办成越好，大家都非常支持。
近平说干就干，领着村里人，用最快的速度就把代销点办起来了。这个代销点基本备齐了社员的各种生活必需品，有煤油、火柴、肥皂、食盐、糖果等等。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办铁业社和代销点，起到了方便群众的作用，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政策上允许这种小规模的集体产业吗?
石春阳：当时的政治和经济环境下，国家以粮为纲，一切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近平搞这些副业，是有一定风险的，很容易被扣帽子。所以，一般情况下，村干部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过问这些事，也不搞这些副业。而且，当时体制死板，办这些副业，并不那么容易。
当时的农副产品公司、供销社都是国家单位，想跟这些单位合作，并不那么容易办成。我们这些农民，说不清道不明的，跟他们打交道都很难。近平当时只有二十岁，他这个人，心里装着老百姓，又有一股闯劲，他克服困难，最终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近平对政策方面把握得很严谨。铁业社给村里人打农具、修农具是不盈利的，完全免费。给县上供货，是近平亲自去跑的。我们梁家河村党支部与县农副产品公司公对公，没有问题。代销点也是非营利性质的，近平先跟供销社赊账，把东西“批发”回来，原价卖给社员，一分钱都不挣，为社员的生活提供便利，这与当时的政策不抵触，也没有问题。
铁业社和代销点给村里实实在在带来了好处。按现在的新词来说，是“优化物流，整合资源”。当时，近平让铁匠主管铁业社，让他的手艺能够“学有所用”，每天打铁可以挣工分，不用下地干活。他让村里一个叫石凤兰的女社员当代销员，她是个年轻人，有文化，会算账，每天销售这些日用品就可以挣工分，也不用下地干活。
这两个人各管一摊，表面上看是浪费了两个劳力，而实质上却节省了其他社员去文安驿公社修农具、打煤油、买日用品的时间，他们可以利用这个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壮劳力一天能挣10分工，最多能达到12分，这些工分与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可以换粮食、换钱。可以说，农民的生活全都靠这些工分维持。所以，近平办的代销点既不违背政策，又是便民惠民的好事情。
类似这样的实事好事，近平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还办了很多。
他办了一个缝纫社，组织我们村的妇女劳力，集中在一起做衣服。我们农村人，因为整天干活，衣服裤子磨损得多，一件衣服穿不了多久就坏了，经常要缝缝补补，实在烂得不行了再做新衣服。如果自己在家缝衣服，像那些单身汉就缝不好，新衣服就更不会做了。干了一天活，天都已经黑了，妇女还要在昏暗的油灯下穿针引线，十分辛苦。
近平办了缝纫社之后，社员把要缝的衣服交给在缝纫社劳动的妇女。缝纫社的妇女根据每天缝补衣服的数量挣工分，其他社员节省出缝补衣服的时间去劳动，可以挣到更多工分。这种分配方式很合理，受到大家欢迎。近平让社员发挥各自长处，把村里的生产和生活安排得十分顺畅。
近平当了支书以后，提出要解放劳力，把社员从家庭事务中解放出来，投入粮食生产中，所以他就办了磨坊，让社员都到磨坊来磨面。在这之前，村里人都是用石碾子磨面，套上毛驴，再搭上一个劳力。毛驴一圈一圈拉，人还得用笤帚往里面扫，费时费力，半晌也磨不出多少面。
机器这种东西真是厉害，一千头毛驴也比不上它。一台柴油磨面机，只需要一个人来操作，就把整个村子磨面的活儿都干了，而且磨得又快又好。磨坊也是给村里人免费服务的，不收一分钱，连柴油机烧的柴油都是队上花钱。这样，不仅人力解放了，连毛驴也解放出来了，这些解放出来的生产力都可以投入农业生产中。
办沼气，办铁业社、代销点、缝纫社、磨坊……近平当我们的村支书，在一两年内做的这些事情，就像我们国家现在建立的社会保障体系。政府给人民提供多方面的保障和福利，比如教育、安全保障、医疗保障、公共服务，本身是不盈利的，而是切实解决老百姓的生活需求，让人民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人民生活得幸福，不用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奔波，就能发挥更多的智慧和力量，为国家建设出力。国家建设得富强了，人民就能得到更多的保障和福利，形成良性循环。
采访组：您觉得习近平当村支书有什么鲜明的特点?
石春阳：我们选近平当村支书，最主要的是他做事公道、敢于担当，能跟老百姓打成一片，群众需要什么，他就干什么。他的每一个行动和决策都很务实，都是为老百姓的利益考虑的。
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并不容易，这需要干部有一颗真诚的心，有一定的处理问题的经验和技巧。
近平刚当梁家河村支书的时候，我们村里接到上级分派下来的一批救济粮。粮食到了村党支部，大家都很高兴，但到了分粮食的节骨眼上，谁都说自己家困难，谁都想多分一些粮食。不是我们村里的人不实在，而是因为那时候确实太穷了，涉及填饱肚子的问题，谁也不会谦让的。村里人开会商量这个事，说着说着大家就吵起来了。
近平说：“都别嚷了。咱们现在就到各家各户去看，究竟谁有多少粮食，都看得清清楚楚。谁该多分，谁该少分，不就一目了然了吗?”
近平说完就站了起来，带领大家到各家各户去看，看每家有多少粮食，当众记录在册。从夜里十点多，一直看到凌晨五点，把各家存粮的情况第一时间都弄清楚了。散会的时间和到各家各户考察的时间是“无缝对接”，谁也没有机会投机取巧，想要当众跑回家，把粮食藏起来的机会是没有的。看完以后，谁家粮食最少，就给谁家。大家也就没得说了，这是最公正的解决办法。
后来，大家议论这个事说，咱村这个事，也就是近平当支书敢这样做;别人当支书，肯定不敢这样做，就算这么做了，村里人也不一定听。
近平当我们村支书，确实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他实事求是，说公道话，做公道事，敢做敢当。比如近平打我们村最大的淤地坝，当时村里有一些观念保守的老人反对，但是近平一点一点地做工作，还找了王宪平帮他做工作，把思想工作做通了，让大家都信服。最后这个坝打成了，灌溉方便，农作物产量也提高了。实际效果一出来，大家的思想观念也都转变过来了。所以我们村里人都对他很服气，他说啥我们都听。
采访组：习近平到北京上大学，为什么把梁家河村党支部书记的担子交给你?当时是怎么交接的?
石春阳：我觉得近平推荐我当村支书，可能是看中了我能吃苦，办事公道。而且我当时很年轻，也能干，一心为村里着想。如果没有这几点，近平是不会让我接他班的。
近平是1974年当的村支书，上任后不久，他就选我当队长、支部委员。1975年开春，有一天开党员会，近平说，增添一名副书记，就是随娃。到了三四月份的时候，各乡都来我们梁家河办沼气学习班，现场演示、开座谈会等繁杂的事务很多。近平那时候就说：“随娃，以后你给各乡来的人开会，我太忙了，实在顾不上了。”
我这一路干下来，忙忙活活的，也没顾上多想，当时竟然没察觉近平是有意培养我。
近平是1975年返回北京上大学的。北京知青到我们这偏僻山村吃苦受罪，一般人可能会想，总算离开这穷地方了，再也不回来了。但近平不是这样，他快走的时候，村里很多事他都放不下，他总找我谈。
有一次，我到他窑洞里去，他跟我说：“随娃，我要上大学走了，支书谁当?”我说：“这个事情难说，大家选谁是谁。”近平说：“你可以当。”我说：“我不行，当不了。”他说：“你咋当不了?我以前也没当过，现在不是当得挺好吗?”我说：“我怕我当不好。”近平说：“你还没当，你咋就知道当不好?”
过了几天，近平召集大家开党员会。在会上，近平对大家说：“我快走了，下一任支书谁来当，咱们得选。我个人推荐随娃当。”
紧接着就是投票，每人发一张纸条，让大家投票。大家在纸条上写的都是“随娃”。这个结果，其实不是因为我有多好，而是我们村里人信任近平，他推荐了我，大家就都选我。
在近平离开梁家河的头天晚上，他召集全村人座谈。近平对大家说：“我来咱梁家河这七年时间，学会了很多东西。咱梁家河的群众无私接纳我、帮助我，让我在这里步入社会，入团、入党、当村支书;我从这里出发，返城上大学。梁家河给我的一切，我一辈子都不会忘。”
接下来，近平又说了一番话，这话是对大家说的，也是对我和村支部班子全体成员说的。他说：“要当好一个村的领导，必须一碗水端平。群众最讲究的就是‘公道’二字，最信服的就是公正的人。哪怕一毛钱的事，你处理得不公，群众也不答应;十块钱的事，你处理得公道，群众也不会有意见。无论大事还是小事，该咋办就咋办。”
然后，他又当众对我说：“随娃，梁家河以后要发展，你必须起模范带头作用。你是年轻人，当书记以后，要多动脑子，多思考问题，还要多联系群众，这样工作才能做好，支书才能当好。如果处理问题不考虑群众的感受，支书也当不好。”
采访组：您当了村支书以后，心理压力大吗?
石春阳：压力很大，主要是因为有近平这个标杆在那里竖着。我要想保持住这个水平，确实非常不容易。
当时，我比较缺乏管理整个村的工作经验。我之前是副书记，凡事不用考虑太多，近平让我干啥我就干啥，遇到啥拿不了主意的事，直接去问近平就行了。近平走了之后，我们村就好像没有了主心骨，而我必须自主考虑一些事情。
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事情多，也难管，村里的生产、生活安排都是村党支部做主。如果粮食产量不够，村里人真饿肚子啊。口粮问题，责任重大，村支书的压力也大。我上任之后才真正体会到了近平有多不容易。
近平取得的那些荣誉，我必须得给他保持下来。近平在的时候，带领我们全村人办沼气，成为整个延川县发展沼气的先进典型。这回近平走了，我一上任，假如我们一下就不是先进典型了，甚至成了落后者，那这个脸我可丢不起，我也没法跟村里人交代。因此，不光农业生产和基建工作我不敢松懈，沼气生产这方面也一点不敢松懈。办沼气的现场会一直开，保证各乡来考察时都能学到“真经”。这是关系到全县科普的事情，我得办好。在现实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困难。陕北这个地方，冬天最冷的时候能达到零下20℃，如果里面的沼液结冰了，沼气池壁就有可能冻裂，一有了裂缝，沼气池就会漏水，不产气了。
我们想尽办法做好冬季沼气池的保暖工作，用秸秆覆盖沼气池。到第二年开春，再把保暖层去掉，检查一遍沼气池，看看漏不漏水，一旦漏水就用混凝土泥浆重新抹一遍。
我们梁家河用沼气做饭、烧开水、晚上照明……一直用了十几年。到1987年，我们村通了电，沼气池才退出历史舞台。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以后，你们还保持联系吗?
石春阳：近平一直和梁家河保持联系，多数时候是给我们写信，也回来过几次。他每次都要问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他最关心的就是人民的生活。有几封他写来的信，我们放在村史馆了，好让大伙儿都看到他对我们的关心。
1993年，近平在福建工作，他抽时间回到梁家河来看望乡亲们，村里人欢天喜地迎接他，都叫他到自己家里去吃饭，他怕给乡亲添麻烦，就在我们村上食堂吃的。近平还给我们村里带了茶叶和报时钟，家家户户都有份。当时大家都没有手表，近平给我们买的报时钟，既能看时间，又能报时，非常实用。
2009年，近平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了。他到延安来调研考察，请了几位当年梁家河的乡亲到延安见面，其中就有我。我刚一下车，近平就看到了，他直接叫我的小名：“随娃，你来了!”他亲切地和我握手，并给他身边的同志介绍我。
开座谈会的时候，我准备了稿子，打算照稿子念。轮到我发言，刚念了个开头：“尊敬的习近平副主席……”近平马上就打断了我的话，说：“随娃，你咋也这么称呼我呢?”我一看，给近平念一遍稿子，走这形式，确实没啥意思，就把稿子撂下了。
接下来，近平详细询问了梁家河的发展情况。我说：“电、自来水都有了。现在公路也已经修好了，能通车了。”近平问：“公路是从梁家河一直通到文安驿吗?”我说：“是的。”他问：“路多宽?”我说：“三米五。”他问：“是水泥路还是沥青路?”我说：“现在是用水泥修的，砖石护边，等将来条件好了，再修沥青路。”
别的地方干部发言时，近平也都问得很细致，对群众生活和基础设施建设尤其重视。原定半个小时的会，开了差不多三个小时，本来是11点散会，11点半吃饭，结果会开到了1点半，饭还没吃呢。
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一起回到梁家河来。还没到村口，近平就提前下车了，他和前去迎接他的村民一起往村里走。路过当年修建的淤地坝时，近平站在坝边看了好久。冬天的坝地上，矗立着一排排笔直的树苗。近平问我：“随娃，种树苗比种粮食收入高吗?”我说：“高一些，而且更好管理。”近平又仔细看了坝地的溢洪道，还有石头垒起来的护坝坡，看到都没什么问题，他就放心了，并嘱咐我要加强管理和排查，注意雨季的土地安全。
近平又问我：“咱们山上现在有啥?”我告诉他，这几年，陆续都栽上了果树，有的开始挂果了。近平很高兴，就说：“那咱们上去看看。”我说：“路不太好走。”近平说：“没关系，咱们慢慢上。”到了山上，近平看到了果园，问：“现在咱们种果树效益怎么样?比种粮食收入多多少?”我说：“效益还不错，只要有销路，收入多十几倍都不止。”近平又问：“种果树的成本投入高不高?”我回答他：“不算很高，比如一亩地的果树，不算人工成本，如果只是打药和施肥，一千多块钱的成本就够了，几年时间树开始挂果，每年都可以收入几千元。等树越长越大，到了盛果期，每年收入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种粮食就差远了，咱们这边土地肥力不够，每年能产六百多斤粮食，也就收入几百块钱。”
近平很关心村里老人的保障，问我：“现在梁家河的老年人每个月都有补助吗?”我说：“有。咱们村六十岁以上的老年人，一个月一百二十五元;随着年龄增加，补助也会增加。”近平又问我：“合作医疗覆盖情况怎么样?每个人都有保障吗?”我说：“都有，所有人都在合作医疗保障范围内，投保率是百分之百。村里人到延川县去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七八十;到延安市区看病，可以报销百分之五六十。”
那天，我们和近平站在山顶的果园，往四周望去，是一道道沟和一座座岭，一派黄土高原的冬日景象。近平隔了这么多年，又回到他年轻时生活过的这片土地，心里肯定有很多回忆和感想。我能看出他回到梁家河的那种亲切和高兴。但他在梁家河只能待那么几个小时，他没有时间抒怀和感慨。他张口说的、问的，都是老百姓最基本的生活情况，收入、医疗、养老……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他的务实和诚恳，看出他心里一直惦念的是什么。
无论近平当年是我们村的支部书记，还是现在是全党的总书记，他的心一直都在我们老百姓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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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2016-12-26
采访对象：王燕生，1951年生。北京市人大附中学生，1969年1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梁家河大队插队，住同一孔窑洞。当年底参军入伍，复员后曾在工厂和科研单位工作。1993年出国留学。2011年退休前在外企任职。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5月11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王燕生同志，您好!很高兴采访您，请您讲一讲当时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的大背景。
王燕生：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里吃闲饭!》的文章，公开发表了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那个时候，全国各地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熬着夜上街游行，敲锣打鼓。
我是人大附中的，家在农科院。原本我想年底征兵的时候去参军，但毛主席指示一下来，我考虑还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去当知青。我们那一批知青里面，大部分人去插队都是因为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可能还有家庭、个人所处的环境等因素。
采访组：您还记得离开北京去插队的情形吗?
王燕生：北京知青是从北京站坐专门的列车走的，来送行的人特别多。我记得自己从北京站上火车的时候，我父母没来，是我的兄弟姐妹来送我的。当时心里充满了好奇和期待。我忘记自己是否哭了，来送我的家人可能哭了。我们乘坐的那列火车，车厢里面是一个个的格子，每个格子里面坐七八个知青。
那时候坐火车可到不了梁家河，连北京直达延安的火车都没有，我们是从河南绕过去的。我记得是在陕西铜川下的火车，在附近住了下来，住的地方没有床，我们就把稻草铺在地上，睡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安，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三天，我们坐大卡车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大院请下乡知青吃了一顿饭，用大笼屉蒸的白馍，还有猪肉炖菜。知青们围成一圈，蹲在院子里吃。我们这些从北京来的孩子觉得这些饭菜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后来，经历了插队的艰苦生活，回想起那顿饭来，真是了不起。当时公社为了招待我们知青，拿出了他们能拿出来的最好东西。
我们知青在文安驿公社大院里吃饭时，很多老百姓都趴在墙头上看。当地老百姓很淳朴，一听说北京来的知青，都说是“中央来的知青”，“毛主席身边来的人”。吃完饭以后，开始集合，念名单，各村来接各村的知青，这时候我们才知道被分到了梁家河。梁家河的人来帮我们搬行李，我们就给人家递烟。农民看到我们给的是过滤嘴香烟，都是双手接烟的。当时，我们给的烟都是牡丹、中华，也有大前门。大前门虽然在北京属于很一般的烟，但在农村算是非常高档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从文安驿到梁家河的?
王燕生：来接我们的梁家河村民，帮着把大件行李和箱子放在毛驴背上和平板车上，很快就堆满了。剩下的都是小件行李，村民们就帮忙拎着。行李堆中有一个不起眼的小棕箱，一位叫张太平的社员觉得这个箱子比较小，拎着就行了，不用放在平板车上了。谁知，他拎起来之后就大声说：“这个小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沉啊?”我最初也不知道那是近平的箱子，后来才知道是他的，里面装得满满的都是书。
就这样，梁家河的社员和我们一起走到了梁家河村。到村里时，天已经快黑了。
到了梁家河，由于我们知青的灶还没开起来，晚饭就到各家各户吃派饭。村民家里都点着煤油灯，让我们上炕吃饭。我吃派饭的那户村民给我做了饸饹面。我吃的时候，在饸饹里发现了一丁点儿羊肉沫儿。我当时还觉得肉少，后来才知道，农民过年才能吃这个。
我从村民家里出来，村民说送我回去，我说不用送了，结果一出门，外面没有路灯，黑咕隆咚的，我两眼一抹黑，还真找不到我们住的窑洞了。等我找到了窑洞，近平他们吃饭也都回来了，我们一交流，各家各户的派饭都做得挺好，有高粱面的饸饹，有馍馍片。
我们六个人要在一铺炕上睡觉，当天晚上分铺位。杨京生爱干净，离灶台远一点，住在靠窗户的第一个。雷平生的母亲在延安待过，她告诉雷平生离灶台近的地方暖和，他就睡在离灶台最近的铺位，结果那个地方太热，把被子都给烤糊了。近平没有刻意选，就在雷平生旁边的铺位住。
采访组：当地有的社员说，你们到梁家河之后，拿出面包来喂狗，在那个粮食匮乏的年代，他们有些不理解。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王燕生：其实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下乡时，每个人都可能随身带一些吃的、用的。有人带了面包，可是在路上走了好几天，面包一直都捂在包里，到梁家河的时候就发霉了。发霉的面包就不能吃了，人吃了会拉肚子的。村里的狗都不怎么拴，随便乱跑，跑到我们院里的时候，我们就把发霉的面包拿出来喂狗了。刚到梁家河时，我们和村民彼此还比较陌生，接触少，互相不了解情况，所以就出现了这个小误会。后来，我们和村民渐渐熟悉起来，就没有出现过类似的误会。
采访组：你们几位知青，初次从首都北京到陕北农村生活，经历了哪些困难?后来是如何适应的?
王燕生：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采访组：在那样的环境中，你们的个人卫生问题怎么解决?
王燕生：我们六个人住在一个窑洞，一铺炕上。一月份是严冬，陕北这边腊月里非常寒冷，但是屋里的炕烧得很热乎，我们六个人挤在一起，觉得挺暖和，挺好，也不觉得十分难熬。冬天，我们没法洗澡，也不觉得有多难受。但刷牙是个习惯，不刷真是不舒服，因为我们都是从幼儿园开始就刷牙的。村里肯定买不到牙膏，到了文安驿也不容易买到牙膏，但能买到牙粉。这样，刷牙的问题就解决了。
天气转热，上山干活回来出一身汗，又长期没条件洗澡，我们就觉得很难受。像我，在北京从小就住公寓楼，家里有卫生间，能洗澡，虽然当时北京的条件也不好，没有热水器，但我家的楼房，一个星期能供应一次热水，所以每周至少能洗一次澡。然而到了陕北，就没有这个条件了。
我们都想洗澡，于是就一起到村里一条沟下的井边去冲凉。我们都穿着游泳裤下了沟，把水从井里打出来冲一下。那个井旁边有个跨沟的小桥，也是梁家河村的交通要道。后来发现过桥的大姑娘小媳妇，见到我们都捂着嘴就跑，还有那些年纪大一些的妇女，就指指点点地笑话我们。后来到劳动的时候，村里的妇女就笑话我们说：“你们这些大娃娃，也都快成大人了，咋能在村里光腚呢?人家婆姨都不敢看你们!”旁边那些婆姨就哈哈大笑，我们就解释说：“我们哪敢光腚，都穿着游泳裤呢!”她们都一脸茫然，说：“游泳裤是啥?”原来她们都不知道游泳裤，像城里那种游泳池，她们没见过。知道这个情况之后，我们就不在井边冲凉了。
采访组：你们吃饭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王燕生：最初，村里派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弄柴、做饭。不久，我们知青就得自己做饭了。做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烧柴，我们在北京用蜂窝煤，没有烧过柴，对砍柴的理解仅仅局限在书本上，以为只要拿着斧子、柴刀去山上砍柴就可以了。可是真正在梁家河解决烧柴问题，却远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那里的黄土地很贫瘠，山上没有什么树，我们只能把草根一点一点地搂回来当柴烧。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的生活真艰难，做饭还要为烧柴发愁。
我们知青下乡的第一年是吃国家供应粮，但还要靠自己劳动，不仅要去拉粮食，回来还要自己加工粮食。我们费很大劲，把粮食从文安驿拉回梁家河，有麦子、玉米、小米、高粱等。但是这些粮食是半成品粮，我们住的那个窑洞前面有个碾子，我们用毛驴或骡子拉那个碾子，加工粮食。比如玉米粒，就要用碾子碾成玉米碴子，煮粥吃;或者用磨盘磨成更细的玉米粉，可以做团子吃。一开始我们干这些活都是很费劲的，赶不好毛驴，拉不好磨，加工粮食耗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们就先吃那些容易加工的粮食，比如小米不用加工，直接做小米饭就吃了;玉米，碾一碾就能吃了;到了最后我们才吃麦子，因为麦子加工起来最麻烦。
采访组：您能讲一下你们当年在梁家河劳动的情况吗?
王燕生：刚到梁家河，我们就在基建队，主要任务是打坝、拉土，我们在北京都没有干过这样的活儿，干得不熟练，村民就手把手教我们。千万别小看这些简单的体力活儿，如果掌握不好技巧，就干得又慢又费力气。起初，我们连挑水都挑不好。陕北的扁担是用两根又扁又长的木棍绑在一起做成的，立起来有一人多高。这种扁担不像南方的竹扁担，竹扁担挑东西时会产生形变从而起到缓冲作用，而木头扁担特别硬，没有形变，把所有重量结结实实地压在肩膀上。我们用扁担挑着两个木桶到井边，把水挑回住处，再倒进水缸。刚开始，我们用小木桶挑水都挑不好，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掌握不好平衡，不是往前就是往后了;二是肩膀受不了，扁担把肩膀硌得生疼，从井边到窑洞，不算远的路，要歇好几次。几趟下来，肩膀就被磨破了皮。但第二天水缸里没水了，还是要去挑水，磨破皮的肩膀火辣辣地疼。
到了春天，劳动就真的开始“上强度”了。刚开春时，夜还长，六点多钟，天还没亮，村里就开始喊：“上山受苦去喽!”开春农忙，就是要起这么早，我们急匆匆爬起来还得刷牙。村民没见过刷牙，说：“这帮北京来的娃娃，一到早上就口吐白沫!”洗漱完毕，我们就开始跟着农民整地、送肥，不会干也要跟着干。
我们这些挑水都挑不好的知青，到了农忙的时候就得往山上挑粪，这是又累又脏的活儿。挑粪的筐比较浅，里面装满沤好的农家肥。我们挑着粪上山，不但路远，而且还要走那种“之”字形的羊肠小道，山路又窄又陡，所以劳动强度很大。我们不想被落在后面，在路上就使出了全力，尽量走快一些，结果力气很快就用完了，再干后面的活，就没有什么力气了。慢慢我们就发现，农民上山的时候并不是健步如飞，而是慢悠悠的，因为他们一天到晚都要干农活儿，就像长跑一样，不能一开始就冲刺，必须要保存体力。
夏收的时候，我们到山上去收麦子，麦地离村子大约五里路，并且是在山上比较高的地方。麦子割好以后都是一捆一捆地码放着，往回挑的时候，扁担一头担一捆。挑麦子更累，一是因为距离远，路不好走;二是因为无论多远，中间都不能休息，因为一旦把挑子放下，一捆麦子在地上一墩，麦穗就会散落，当时亩产不到一百斤，如果在往回挑的途中掉几斤麦穗，损失是非常大的。所以，挑麦子只能换肩，不能把扁担卸下来休息。五里山路，挑着麦子，经常要走一个小时，那也算是快的了。
近平当时是我们村知青里年纪最小的一个。这些农活对他来说，真是难上加难。那时我们学犁地，虽然看着简单，人家都是一个直线就过去了，但是我们一弄，就是歪七扭八。近平最初和我们一样，干农活也是很不熟练，但他从不服输，吃了很多苦之后，他干活也熟练了。我离开梁家河以后，听到他当了村支书的消息，还是有点吃惊的，没想到他在农村扎根了。
采访组：习近平和你们住在一个窑洞里，平时业余生活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
王燕生：平时劳动归来，我们就在窑洞里听收音机，有时候村里的同龄人来找我们说话。我们这几个知青，跟梁家河的老百姓关系都很好，我们不仅从来没有发生过矛盾，没吵过架，没打过架，而且关系非常亲密。
我们平时在窑洞里看书，就用那种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来照明。有时我们也横七竖八地躺着聊天，唱《外国民歌200首》，当时那本书还有手抄本，我们学唱里面的歌曲。
近平带了很多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静静的顿河》，是四本硬精装的大部头，我借来看了一段时间，这也是我第一本认认真真、从头到尾读完的世界名著。2013年，我在网络上看到近平在访问俄罗斯的新闻报道，他提到了很多名著，其中就有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有一件有趣的事，就是我们的房东张太平结婚，我们知青去闹洞房。那年的春节前后，梁家河有三家结婚的，一个是张太平娶刘金莲，村民让我们几个知青都坐在炕上，称呼我们是“中央来的”，把我们当上宾款待，让新娘子给我们点烟。其实，我们也没怎么闹，因为我们对农村闹洞房的习俗也不懂，就是跟着凑热闹而已。在农村，生活都比较平淡，像房东家娶媳妇这样的新鲜事，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肯定要去看看的。
过了几天，沟对面有一家结婚，他家的成分是富农，因为他有一群羊，所以被划为“羊富农”，但是他家结婚也挺热闹，梁家河的老百姓都很朴实，不管上面“阶级划分”的那一套。
第三家结婚的是张卫庞家，他是到梁家河的上门女婿。没多久，我们就和张卫庞熟悉起来。有一次，我跟张卫庞开玩笑说：“我还比你早到的梁家河。”张卫庞笑着说：“是，是!”张卫庞的岳父是村里的老书记，也是一位老革命，为张卫庞操办婚礼之后，没两年就去世了。那时我已经离开梁家河了，后来听说，近平专门到张卫庞家里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当年还有一件小事，我记不太清楚了，有机会可以考证一下。我们几个知青在插队时有一张合影，所有人都在照片里，只有近平没在照片里。当时具体在什么情况下拍的这幅照片已经记不清了。后来，我们都很奇怪，为什么会没有近平?有的知青记得当时情况，说：“这张照片就是近平给咱们照的!”
采访组：您觉得插队生活艰苦吗?这段知青岁月，对你们有什么影响?
王燕生：我想，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们这一拨北京插队知青，八一学校的学生居多，干部子弟和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多一些。具体到我们几个知青里面，近平的父亲习仲勋级别是最高的，在受迫害之前是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的父母，级别都不是很高。我的父亲是一个北京司局级干部，在“文革”时期，我的家庭遭遇的冲击和我在精神方面遭受的压力就没有近平他家那么大。
我们不难想象，近平所处的家庭环境，与插队下乡的艰苦生活比起来，会有多么大的落差。
1970年，召开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九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七年。在这七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砺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五关”当中的“思想关”。
采访组：能谈谈您对习近平说的“思想关”的理解吗?
王燕生：我们这一代人，特别是插队下乡这一代人，亲身体验过农村艰苦日子，亲眼见过中国最贫困、最原始的生活。
对近平来说，他所经历的，远远不止这些。在“文革”期间，父亲被迫害，他被扣帽子、被歧视，被困在陕北穷山沟里，忍受着各种各样的不公平。然而，近平在困境中完成了一次蜕变，实现了精神上的升华。他从一个迷茫的十五六岁的中学生，成为一个饱尝人生酸甜苦辣的青年，胸怀为民谋福利的抱负，这就决定了他所走的人生道路的不同。
近平后来返回北京上学，又有了前途光明的工作，但他却放弃了看似更平坦舒适的道路，反而下沉到基层、沉至社会实践的最前沿去工作。一步一个脚印，每一步都走得很扎实、走得很充实。这是有大抱负、有大气魄、有大本事、有大勇气的人才能做出的选择。
按照一般人想法，家里帮忙安排一个好工作，选择又清闲又待遇优厚的公职，或者出国留学，甚至移民国外，享受高福利……做这些轻而易举的事情岂不更好吗?为什么要到又苦又累的基层呢?近平选择走这条路，与他“为老百姓办实事”的抱负是有直接关系的。
我们这个国家，正是因为有一批近平这样的人——未必都是领导干部，可能是工人、农民、教师、医生，无论是不平凡的人，还是平凡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热爱这个国家，愿意穷尽毕生为她而奋斗。所以，中国才会像今天这样，有这么快的发展和这么大的进步，而且有这么美好的未来。
５
“近平真是个好后生”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1973年3月，延川县委抽调习近平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驻点，当年11月离开。在赵家河8个月时间里，习近平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整顿、生产队干部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村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他的这些工作，受到赵家河村民的充分称赞和冯家坪公社的高度认可。当年的公社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好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结束习近平回到梁家河后的1974年1月，文安驿公社党委决定不到21岁的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
这次访谈中7位赵家河村民回忆的当年几则故事，只是习近平8个月农村社教经历的一点一滴，但从中可以看到一位志存高远的青年，如何在贫瘠落后的黄土高原卧薪尝胆，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好自己的人生第一站。
“ 近平教我写名字 ”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当年叫您“铁姑娘”，是为什么?
高小梅：那时候我们有十四五个女孩子都在那劳动，我年纪小，个子也小，但劳动起来是最突出的一个。我管做饭和送饭，手脚最麻利，很快就把所有人的饭都做好，送过来了;干活的时候，我比男劳力差不了多少;到了春天，给田里送肥，人家送7担，我也能送7担。近平注意到我了，就叫我“铁姑娘”，后来叫习惯了，见到我就说：“铁姑娘，你来啦?”他这么一说，我身边一群女孩子就笑，弄得我还挺不好意思。
采访组：他也和你们一起劳动吗?
高小梅：是啊，一起劳动啊，近平到我们赵家河来，组织动员我们全村人到山上去打坝。那时候，寒冬腊月，土都冻得硬邦邦的，镐刨不动，铁锹铲不动，只能用炮(指开山用的炸药)打下土块，再用独轮车推走，整平。这活很累，很多社员想在家“猫冬”(指北方农村冬天农闲时期的休养生息)，不想上山去受苦。近平就给大家鼓劲儿说：“大家加把劲!锅里有了，碗里也有了;锅里没有，碗里也没有(陕北谚语，这隐含的意思是：集体富裕了，大家也能过上好生活)。”其实，近平都是为了村里人好，打坝，增加耕地，多种粮食，村里人就有更多的粮食吃，但当时这种话不能明着说(指当时不能宣扬小集体利益或个人利益)。
近平发现，大家每天中午从山里走回家去，做饭，吃饭，然后再走回山里干活，又累又浪费时间，一个中午来回“赶场”，忙忙叨叨的，还白白浪费了一两个小时。这么多人，完全可以中午好好休息一下，剩下的时间还能多干很多活。
为了节省时间，近平就跟我们商量着定下：每天中午不回家，留在山上，专门派几个人做饭送过来，吃完饭以后可以休息一会儿，然后再继续干活。
这样一来，我们中午就能在山里休息一会儿，生一堆火，大家一起烤火，拉拉话。近平当时也都是跟大家坐在一起，穿着大棉袄，一身黄土，跟我们没什么两样。但是一说话，就能看出他不一样了。他给我们讲故事，说国内国外的大事，听的我们可高兴了。那个时候村里有报纸，大多数人不识字，很少有人看，但是近平都会看，他对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情，都了解得很清楚，再加上他平时看很多书，懂得很多知识，所以他拉话时说的那些事，对我们特别有吸引力。那时候天很冷，最冷的时候气温达到零下十多度。饭送来时已经凉了，我们就围着火，把饭烤一烤，烤热了再吃。有时候也把红薯放在火堆上烤着吃。近平平时吃饭都细嚼慢咽的，但是这时候就吃得快了，还催促我们：“咱都吃快点啊!要不一会儿饭就凉了。”
吃了饭，我们休息一小会儿，就接着干。等到快收工的时候，大家都累了，近平还是那么有劲，一直卯足了劲头干。他还给大家鼓劲说：“同志们!加把劲!好好干这一气儿!马上快收工了。”
我们那时候早上六七点就上山去劳动，一直到晚上才回来，近平是社教干部，带领我们干活，每天都要管这管那，干的活儿却跟我们一样多，甚至比我们更下力气。我们村里年纪大一点的人私下里都称赞他说：“近平这娃，别看是大城市来的，真能吃苦，真厉害!”
采访组：除了和你们一起劳动，他还带你们学习吗?
高小梅：有啊，近平那时还在村里办了个夜校，这个夜校当时是全县做得最好的，后来成为县上的试点，叫“赵家河村青年夜校试点”。这个青年夜校和村党支部的生产会不一样，生产会是打铃集合，我们是吹哨集合的。我们总共有二三十个年轻人，每天都去参加近平办的“青年夜校”，都在随娃的窑洞里集合，那时那个窑洞没有炕，中间有一个很长的石条桌子，就像现在的会议桌一样，大家都挤在这个石条桌子周围。每天晚上，点起煤油灯，近平就给我们讲课。
我是文盲，没念过书，我们很多人都不识字，近平就教我们认字，教我们写自己的名字。他问清楚每个人的名字，就帮我们写下来，再一笔一划地教我们自己写。我会写自己的名字“高小梅”，就是近平那时候教给我的。
那时候干了一天的活，天黑了以后还到夜校这里来，却一点都不觉得累，心里可高兴了。年轻人都有精神，近平也不累，每天都给我们讲课，教我们识字，还教我们唱歌跳舞。近平那时候经常说的一些话，我现在还记得。他说：“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意思就是要充分发挥党支部的作用。他还常说：“打铁还要自身硬。”意思就是，正人要先正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
“ 近平让我当队长 ”
采访组：武大爷，您的小名也是叫随娃吧?
武刚文：是的!
采访组：您当时在赵家河是队长吧?
武刚文：我在赵家河最早是当基建队队长，主要是管那些修梯田、打坝的事情。当了三年之后，村里又派我当生产队的队长。当队长期间，我也没忘了基建队的活儿，除了生产，我还领着社员在山上打坝开荒，这样我们队的粮食能多打些，我们还能年年领先别的队。可是因为这个，我却惹下了麻烦。
采访组：什么麻烦?
武刚文：有一天，县委书记骑个自行车到我们村来视察，他翻过一座山，正好看到我们生产队在开荒，他就不让，说我们生产队不应该干基建队的活儿，而且我们开荒没跟县里请示，是违规的。我说：“我们为了多种粮食，开荒没啥不对的，为啥不让?”我就跟县委书记吵了一架。之后我就赌气不当队长了，反正当队长受苦受累最多，我也当够了。
从那以后，我就给村里放羊，放了三年。放羊我干得也挺好，我把队里的羊教育得非常规矩，不吃庄稼，只吃庄稼下面的草。那个时候，我上午劳动，下午放羊，放羊之后又去打坝，每天也很累，但是不当队长，不用操那么多的心，还是挺高兴的。
采访组：那后来您为什么又重新当队长了呢?
武刚文：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27岁。近平通过村里人了解到我之前的事，他找到我说：“随娃，你还得当队长。”
我说：“我不当了，我当够了。”
近平说：“不行，你必须得当这个队长。你当队长能搞好生产。”
后来村里人跟我说：“近平让你当队长，你就当嘛，近平觉得你这个人耿直、诚实，还能干，就想让你当队长呢。”
可我这人脾气倔，因为跟县委书记吵架我才下来的，现在谁让我当队长，我也不当。
我脾气虽然倔，但近平有的是耐心，他一次次找我谈，让我多为集体考虑，要用自己的能力给全生产队的人做贡献。他还问我：“你听不听党的话?不听党的话，说明你觉悟不够高，我就给你办学习班。”前前后后，近平一共找我谈了十多次，最后终于把我说动了，我说：“行，我当这个队长。”他说：“这就对了嘛!”
那个时候，村子里有三个生产队，近平让我当第二生产队的队长。其实，当生产队长可费脑子了，比当个村党支部书记还要复杂得多，基本上队里面社员的生产、生活、评工分，都要队长来安排，安排得不合理，这个人多了点儿，那个人少了点儿，社员有意见，那就不中。
因为我多年不当队长，碰到了一些困难。这时候近平就到我们二队来，帮助我解决一些困难，他帮我管集体，帮我开队会。他这个人口才很好，讲得好，讲得实，处事又公道，所以他一来，无论什么困难都能解决。
我那个队有二十来户，人多嘴杂，主意也多。比如评工分的时候，最容易出纠纷，有的人干活多，有的人干活少，评的时候不可能都一样。如果评得一样，干活多的人就有意见;如果评得有多有少，评得少的人就有意见。我这人直来直去，不咋会调解矛盾，评得少的人跟我嚷，我也跟他们嚷。嚷来嚷去，大家就说：“别嚷了!嚷有啥用!叫近平来!让近平来给断断!”我们就去叫近平来出面。他一来，每次都能调解得很好，他说话能说在理上，让大家觉得心服口服，最后调解完了，大家也都不说啥了。
近平是个外来的知青，不是我们本村的人，还比我小那么多，还是个娃娃，但我就服他，他说啥我也听。我这个人脾气倔，县委书记的话我都不听，我都敢跟他吵，但我就听近平的，因为近平这人处事公道，说话在理，他从不为自己考虑，都是为大家考虑。
现在我七十多岁了，老了，耳朵也背，眼睛也花了，现在我还听近平的，近平是国家主席嘛，如果他现在让我当队长，我还当。
“ 近平把粮票和钱压在了碗底下 ”
采访组：您好，听说习近平到赵家河吃的第一顿饭就是在您家里，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吗?
聂瑞兰：记得，近平到赵家河来，是在我家吃的第一顿饭。他来之前，我就想，人家是北京的娃娃，到咱赵家河这穷山沟了，第一顿饭，算是接风，咋也得让人家娃娃吃好。
当时，每家每户一年才分到几斤白面粉，那一年分的白面我一直没舍得吃，攒起来了。近平来的那天，我就把这些白面拿出来，擀了面条，给他煮热汤面吃。煮面的时候，我又在锅里打了个鸡蛋，这是我家自己喂的鸡下的蛋。我把热汤面煮好，盛在一个白瓷碗里，给近平端了过去。
近平吃饭的时候，我就把自家的娃娃赶到窑洞外面去耍。要不然，娃娃站在旁边看，大人看娃娃可怜，给这个分一点，那个分一点，饭也吃不好，所以我就不让娃娃到跟前来。那顿饭，近平吃得可香了，他吃饭很慢，细嚼慢咽的。
近平边吃边说：“嫂子，你做的这面条真香!”我说：“你吃着香就好，多吃一点，吃完再给你盛。”
近平吃完这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吃完以后，我问他：“吃饱了没有?”
近平说：“吃饱了!”
采访组：接下来他还和您聊了什么吗?
聂瑞兰：近平从兜里掏出来粮票和钱塞给我，我说什么也不要，他拗不过我，就走了。等他走了以后，我去收拾桌子。拿起碗后，我才发现碗底下压了一斤二两粮票和三毛钱。那时候，这些粮票和三毛钱，可是超过这两碗热汤面几倍的价值了。
过了一段时间，近平又轮到我家吃派饭(派饭：由大队干部指派社员家为外来客人做饭，之后由大队分配工分作为报酬)了，我一边做饭一边跟他拉话。
我说：“近平，咱做派饭挣工分，你不用给粮票和钱嘛!”
近平说：“这我知道。我有，嫂子你就拿上嘛。”
这次我给他做了烩豆面，我特意用好豆面给他做的。近平吃得可香了。
“ 可把近平急坏了”
采访组：您好，您当年也参与了打坝工作吧?请问您还记得当时的一些事情吗?
赵福有：1973年，我们打了一冬天的坝。开春的时候，天还很冷，黄土冻得很结实，还要用炮炸开冻土。谁料，突然有一天出了意外。放炮的时候，一大块冻土疙瘩从山上掉下来，把一个社员的腿给砸了，当时他就走不了路了，大家说：“哎呀，可能是骨折了!”
近平赶紧组织大家把这个社员抬回村里，先放到窑洞的炕上，让他休息。近平又连忙安排人联系县上，让县上派人来接这位受伤的社员。出去联系的人，先到镇上，再到县里，需要很长时间。这段时间，近平就一直在这社员家门口等着。我们说：“近平，你回去休息一下吧。”近平摆摆手说：“不用。”
受伤的社员在窑洞里面受罪，派出去联系的人又紧着不回来。近平是又着急，又心疼。
他就在这个受伤社员的窑洞外面走过来走过去，走了很长时间，足足有几百趟。那次，近平可真是急坏了。
采访组：后来怎么样了?
赵福有：好在，这个社员及时得到了救治，腿完全治好了，也没落下什么毛病。后来我们村里人议论这事说：“近平这娃心眼好呢。”当时，近平是我们村的驻队社教干部，是村里的领导，但社员受了伤，咱同村的人也没有他那么着急。他把咱群众的安危放在心上，咱不能忘。
采访对象：赵家河村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2月28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赵家河村武刚文家中
“ 近平帮我找猪 ”
采访组：请问您记得习近平当年在你们村的一些事情吗？
赵秀全：近平给我上过课，也在我家吃过饭。不过我记得比较清楚的一件事，是近平帮我找猪。
有一天，我在喂猪之前，先清一清猪圈，就把猪放出来了，等清完猪圈，那猪在院里待得挺老实，我就松心（陕北方言，疏忽）了，我想，一会儿我把猪食往圈里一放，它自己就回去了。结果，这家伙趁机就跑了！
我端着猪食盆子到院里，一看，猪咋没了？急得我呀，把盆子往地上一撂，跳着脚儿地跑出去找，一边找一边骂：“这缺德的猪，你要是丢了，这得是多大的损失啊？”找了一圈，我也没看见猪在哪儿，这么大个村子，这么多山，要是猪顺着路跑到别的地方去，我咋也找不到了。这个祸就算是闯下了。
我正垂头丧气往家里走呢，刚到家门口，我一看，近平从对面赶着那只猪回来了，那个猪也是垂头丧气的，没跑成嘛，它心里可能也气。
近平一看见我，就说：“你咋不把猪圈好嘛！”
我说：“哎呀，我没留神，就让它跑了。近平，你咋找到的这猪？”
近平说：“我一看这猪，就是你喂的那只，就给你赶回来了。你咋不看好嘛？猪要圈好，可不能让它随便跑。咱们要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可不敢粗心大意！”
我连声答应：“是！是！”
虽然近平把我批评了一顿，但我心里还是很高兴；一是他说的在理，我应该接受；二是猪找回来了，我们家也不会受损失了。
“近平开会时我们不瞌睡”
采访组：您好，请问习近平到赵家河做社教工作时您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赵勋功：近平来赵家河的时候，我是村里的会计。我对他的印象可好了，一有时间，总跟他拉话。有时候，近平也在我家吃饭。
近平来了以后，经常组织我们开会，还办夜校，组织我们这些年轻人识字，还有唱歌、跳舞，我们都很感兴趣，一听说近平开会，都赶紧过去。原来我们村干部组织社员开会，我们去的时候都磨磨蹭蹭，就是到了也不好好听，底下拉话的拉话，纳鞋底的纳鞋底，瞌睡的瞌睡。但是近平跟我们开会，我们都听得可认真了。因为啥？因为他讲得可有意思了，讲路线教育，讲咱农村的这些事，特别实在，都是跟我们社员密切相关的。除此之外，他还讲一些国内国外的大事，讲得清清楚楚，而且讲得特别有意思。我们很佩服他，对他说：“近平，你这个脑瓜子，真是了不得！”
近平在赵家河一直和我们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吃也跟我们吃一样的东西，那时候能吃顿白面馍馍都是很困难的，他轮流在我们社员家里吃饭，也没吃到什么好的。近平干活很能吃苦，和我们干一样的活，比我们还下力气。
他要回梁家河的时候，我们几个人送他。我们也不想他走，但他是梁家河的知青，还是要回到梁家河去。当时我们都觉得，近平是个好后生，都不舍得他走。他在我们赵家河，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打坝、修梯田、开会、办夜校，教给我们很多东西，教会很多人写自己的名字……直到今天，村里人还一直惦记着近平，我们拉话的时候也经常提起他。
“ 近平帮老汉拉车 ”
采访组：赵胜利同志，您好！习近平作为社教干部到赵家河“蹲点”期间，您和他在工作和生活上接触很多，一起相处了几个月。请您讲一讲，他到赵家河来工作的起因是什么？
赵胜利：1973年，我们延川县的县团委班子换届，北京知青陶海粟当选了县团委书记，县团委当时负责安排到各村进行路线教育的人选。近平当时在梁家河插队，劳动非常积极，生活上和当地社员相处得非常融洽，群众反映很好，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像他这样的优秀知识青年就很适合搞农村的政治宣传。于是，陶海粟就委派他到我们赵家河来“蹲点”（指驻扎在生产队主持工作），负责路线教育工作。
我和近平第一次见面就是在1973年的上半年。近平来到我们赵家河村，大约是三四月份，我记得那时候柳树刚开始发芽。近平从县上搭车到了冯家坪公社，再步行走到我们这里。他来的时候，先是给我们简单地作了自我介绍，他说：“同志们好，我是咱们文安驿公社梁家河的插队知青，我叫习近平。”我们大家对他的到来表示欢迎。就这样，近平就成为我们的驻村干部，留了下来开始工作了。
采访组：你们和他熟悉了以后，发现他这个人有什么特点？
赵胜利：开始，我们跟他还不太熟，倒是也没觉得哪方面有什么特别之处。等到相处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就发现近平这个人有很鲜明的特点。
近平来之前，我们村上开会，搞社教，大家都没什么兴趣，也懒洋洋地不愿意去。那些政治啊，口号啊，路线啊，斗争啊，批判啊……你说那些神仙打架的事，跟我们山高皇帝远的庄稼人有啥关系嘛？社员们对“社教”都没兴趣，去“受教育”的时候也东拉西扯，不认真听。两三百人，一乱起来，会就没法开了。原来的社教干部和村干部经常要维持秩序：“大家好好听啊！别瞌睡了！别在下面开小会！”但是这也没什么用，大家就是提不起兴趣。
但是，自从近平来了，只要他开会搞社教，大家都准时去，会上秩序也特别好，大家不仅认真听，还能充分地跟近平交流。当时，我们队里有个“俏皮话大王”叫任厚成，他说：“近平讲话，能把人听憨了！（意思是“听傻了，听呆了”，形容人听的时候投入、忘我的状态）”
采访组：这是为什么呢？
赵胜利：就是因为近平讲话特别实在，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人，从性格上来说，待人很随和，亲和力很强，而且知识丰富，记忆力非常好，他和我们社员有很多共同语言。而且，他对各方面的知识掌握得都很多，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各方面都了解。他搞路线教育，也从来不是枯燥地说教、喊口号，而是寓教于乐，像拉家常一样和大家交流。而且他说的话题，都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特别感兴趣的事。
近平给我们讲过，他四五岁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见到了周恩来总理，周总理慈祥又亲切，拉着他的手，还抚摸他的头。当时我们听了，都羡慕得不得了。毛主席、周总理，都是我们崇敬的伟人，能够跟他们见上一面，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经历。
我们村里的社员，大部分都没出过远门，那时交通不便，村里人甚至到镇上、县上的次数都不多，更别提了解外面的世界了。近平就常给我们讲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把我们这个国家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各地的风土人情，简要概括地介绍给大家。
同时，他对于世界各国地理、历史的了解也非常广泛。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都有什么大洲，有什么国家，各个国家的首都是什么……包括各个国家的社会制度、民族、气候情况、地理环境……还包括著名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他都能说给大家听。
具体到一些历史事件，近平讲的就更有意思了。有一次，他给我们社员讲当时在国际上影响非常大的“水门事件”，我们这些山沟里的农民，对“美帝国主义”一无所知，更不知道“水门”是啥，完全都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近平就非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讲，甚至把相关的美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特点、美国两党之间的“驴象之争”等相关的知识都给我们普及了一遍。一晚上讲不完，近平就来个“且听下回分解”，第二天晚上接着给我们讲。还有一次，近平把他看过的一部名叫《三笑》的电影讲给我们听。这部片子的情节比较复杂，但是他看了以后，却一直记得非常清楚，把整个故事给我们从头到尾讲出来，讲得又生动，又有趣。我们听得聚精会神，如痴如醉。有的社员手里夹着一支香烟都忘了吸，突然感觉到烫手了才连忙扔掉。
近平把这些亲身经历、政治常识、国内国际的具体情况、文化艺术，还有北京的一些新鲜事等有趣的内容，结合他的社教工作一起讲给大家，这样他的工作开展得就非常顺利。那时候，我们社员也特别爱听近平给我们“讲课”，跟他拉话，和他交流，学政治，学文化，学文艺，读书，看报。从中开阔了眼界，学到了很多的知识。
自从近平来到我们村，我们村就变得特别红火：白天我们一起劳动，“战天斗地”；晚上开会，聊得热火朝天，大家笑声不断。散会以后，我和赵志功还会和近平拉话，说说劳动的事，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制订接下来的生产计划，经常拉到深夜。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作为赵家河的社教干部，除政治教育工作以外，基建、生产等方面也是他主要负责吗？
赵胜利：是的。作为驻村“蹲点”的社教干部，近平当时负责的工作一方面是宣传党的政策，做社员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就是围绕政府下达的任务来安排工作，领导社员生产建设。
你别看当时近平还没有入党，但他已经担负起了村党支部书记的很多职责，他不单是在青年中间主持团委的工作，而且党支部的工作他都参与，都安排，都领导，并且都做得很好。这是很不容易的。
近平来了以后，面对的首先就是基建方面的一个决策。我们赵家河一直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治理神车沟。这个山沟，我们一部分社员想要打坝，增加土地；另一部分社员反对，认为打坝不妥。当时对干不干这个工程，大家的意见一直不统一。
近平觉得这个事不能再拖了，立即组织我们村里开会，探讨这个问题。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有的说：“打坝行不通，一到夏天，山洪如果下来，就把庄稼都淹了。损失怎么办？”有的说：“洪水如果不来，打下的粮食可是实实在在的。你要不打这个坝，等于神车沟年年荒废着，每年都损失几百亩的粮食！”我和老书记赞成干，很多人不赞成干，大家各说各的理，争执不下，有人看近平一直听着不说话，就问他：“近平，你是什么看法？你觉得应不应该打这个坝？”近平说：“应该打。”
一锤定音，全村社员没有一个人再争执了，第二天，近平带着我们就开干了。白天大干，晚上夜战，不到三个月，我们就把神车沟平平整整地填好了，打好了坝，赵家河这一下就增加了近百亩的土地。而且坝地易于灌溉，是高产地。现在，这块坝地还在大量种植玉米，每年的产量都很高。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知青林”的故事。
赵胜利：知青林的位置在麻花沟，其实它和神车沟的这块坝地有直接的关系。因为这块坝地打得很好，县团委书记陶海粟在1974年的春天，组织全县各公社、大队的团委书记到我们赵家河村来参观学习。当时，团委书记们都是步行来的，一人扛着一捆县团委统一购买的树苗。上午参观神车沟坝地、开会、学习。中午吃完饭，大家就都到麻花沟去植树造林，种好树，浇了水，大家各回各家。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那些几尺高的小树苗，现在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我们村里人给这片树林起名叫作知青林。这片树林就在我们村口的必经之路旁边，我路过那片树林的时候，经常会在那儿站一会儿，风吹起来的时候，树叶沙沙作响，铺天盖地的，很有气势。那里的景色很美，特别是金秋时节，就像一幅油画，有人或车辆路过那里的时候，都会多望上几眼。
近平在赵家河的半年多时间里，像政治教育、办扫盲学习班、农田基本建设、粮食生产、培养基层干部等工作，他都安排得非常紧凑，非常有计划性，一件接一件地干，在他回梁家河之前，也都扎扎实实地完成了。所以，他在赵家河待的这七八个月时间，看起来非常短暂，但是给我们村带来的变化是很深刻的。
采访组：这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您一直和他在一起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给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请您回忆一下。
赵胜利：有两件小事。一件事是近平自己修了一个厕所的事。他住的窑洞外不远处，有个厕所，这个厕所是公用的，住这排窑洞的人，还有路过的人都会用这个厕所。但是这个厕所非常小，也非常简陋。当时陕北农村，生活很艰苦，对于上厕所就更不讲究。挖个坑，周围随便用木头、秸秆、土坯一挡，上面盖个草棚子，就当厕所了。所以俗称“茅厕”。男人站在里面方便，有时外面路过的妇女都能看见。
近平来了不久，就动手修了一个男女分开的公共厕所。他把旧的厕所拆掉，重新用砖和石头砌，扩大了面积，又加高了围墙，一间男厕，一间女厕，都是分开的，宽敞多了，而且隐秘性比较好。大家一看，这样确实很方便，就纷纷效仿，在他的带动下，村里的社员们也都纷纷改造自己家的厕所。不久之后，赵家河的厕所基本都改成了砖石结构的。
还有一件事，是近平帮助一位老汉拉车的事情。有一次，我和近平一起到冯家坪公社去开会，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弓着腰很吃力地拉着架子车。我一看，这位老汉我认识，他是冯家坪人，名叫冯俊德。我跟冯俊德打了个招呼，接下来，还没等我说话，近平就走上前对他说：“老大爷，您这么大年纪，还能拉得动车？”冯俊德说：“能成！”近平说：“来，我帮你拉一段！”冯俊德也确实累了，一看这个年轻小伙来帮他，就很高兴，说：“好啊，多谢你了。”近平就把车接了过来，拉起来就走。
我说：“冯大爷，你这车上拉的是什么？”
冯俊德说：“这是我从自留地刚刚采收的旱烟叶，拉回家烤一烤。”
冯俊德又问近平：“后生，你是哪里的？我之前没见过你。”近平回答说：“我是北京来延川插队的知青，在赵家河搞路线教育，我们现在到公社去开个会。”冯俊德说：“北京的娃，这架子车拉得倒好哩。”近平说：“经常干，就熟了。”冯俊德问他：“你叫什么名字？”近平回答：“我叫习近平。”
冯俊德说：“你姓习？这个姓可不多见。我老汉活了七十多年，就知道一个姓习的，就是我们陕北闹革命的习仲勋。”
近平说：“老大爷，你知道习仲勋？”
冯俊德说：“那咋能不知道嘛！那时候刘志丹、习仲勋在我们陕北闹革命。刘志丹管军队，是军委主席；习仲勋管政府，是政府主席。他像你现在这样的年纪，就当上了‘娃娃主席’，我们陕北人，都知道习仲勋。”
近平说：“我就是习仲勋的儿子。”冯俊德吃了一惊，喜得大声说：“哎呀，好后生，原来你就是习仲勋的儿子！”我们三个一路走，一路拉话，很快就到了冯家坪。冯俊德和近平拉了一路的话，两个人仿佛成了忘年交，到了冯俊德的家门口了，他请近平和我到他家里去坐一会儿，喝口水。近平说：“不了，谢谢，我还要去公社开会呢。以后有机会咱们再拉话。”
从这以后，冯俊德逢人就讲“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车”的事情，每次讲起的时候都很兴奋，很自豪，当然还免不了让我当见证人。他说：“这事，赵家河的赵胜利看见了——习仲勋的儿子帮我拉过车。领导人教育的孩子就是不一样！”
